在人们的印象里，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更多的就说不上来了，在苏轼熠熠光华的笼罩下，苏辙的存在感极弱，人们看不到他的闪光之处。
人们只知道苏辙的名望没有苏轼高，苏轼锋芒毕露，其实苏辙更是咄咄逼人，批评时政的言词比苏轼更犀利，就是皇帝、重臣也敢批评，一点不留情面，算得上是有宋以来的第一愤青。如果不是有个“明星哥哥”，他应该也能成为一个焦点人物。
1056年，苏洵从四川出发，送苏轼、苏辙兄弟俩进京参加礼部会试。这一次考试可以称为“史上第一名榜”，除了苏轼苏兄弟，还有曾巩（八大家之一）、曾布（曾巩的弟弟，位及宰相），还程颢（理学家）、张载（理学家）、吕惠卿（位及宰相），加上推荐官欧阳修，这些人都是未来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都是人物。
苏洵、苏轼、苏辙
尽管大宋的人才汇集这次考试，苏轼苏辙双双进士及第，苏轼22岁，苏辙才19岁，名动京师。文坛欧阳修极力推崇“三苏”的文章，世人争相传阅。会考后，苏辙给宋朝的军机大臣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求谒信，相当于自荐信，让韩琦对他刮目相看。
1060年，经吏部铨选，苏轼被推荐任福昌主簿，苏辙被推荐任渑池主簿，同时又被推荐参加制考，两兄弟忙着备考，没有时间去上任。制科又称御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高规格考试，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
一年后制考，临近考试苏辙却生病了。宰相韩琦对宋仁宗说：“今年制科考生中，只有苏轼、苏辙两兄弟名声响，大家拭目以待。现今听说苏辙病了不能参加考试，这制科考试就会让大家失望的，能否将考试推迟？”仁宗同意考试延迟了20天，至苏辙病好。
制考的科目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兄弟二人狂放地发表自己的高论。考试结束后，苏轼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针砭时弊，一针见血，根本不曲里拐弯。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没有想到，弟弟苏辙的策论语言比他尖锐犀利，直接向稳坐江山30多年的仁宗开火，列举了他几大毛病：
从政30多年，有所懈怠，缺乏忧患意识，“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
不会用人，“择贤否而任之”，不分好坏；
皇宫美人上千，沉溺于声色犬马，没有时间打理政事，“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宫中生活穷奢极欲，百姓却生活愁苦，“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
“庆历新政”半途而废，没有见到实。
总之，仁宗满身都是毛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称职的皇帝。关键的是他批评宋仁宗的黑材料竟然是道听途说，多半言过其实，只是愤青式的宣泄不满。连苏辙觉得自己过分，肯定会被除名。
苏辙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辙居然把皇帝批得一无是处，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司马光认为，苏辙“所试文词，臣不敢言”，那么激烈的言辞，他想都没有想过，更不敢去说了，但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应列为三等。
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引用历史上六个昏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来比盛世英主仁宗，是大不敬，强烈要求把苏辙除名。
后，还是仁厚大度的宋仁宗发话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被列入四等。
制考分五等，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实是高等，苏轼在这次制考中定为三等。在整个北宋，也只有苏轼和吴育两个人拿过三等，苏辙如果不是批评仁宗言辞激烈，也有可能是三等。仁宗读到苏轼的《制科策》后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没有当上宰相，苏辙后来做了副宰相。
苏轼
1067年，宋神宗继位，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集财政大权为一体的变法中枢，苏辙在这个机构中任检详文字（相当于文书）。这时，苏辙接近权力中心，如果他乘乘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一定会青云直上。偏偏这个杠精不为自己的仕途考虑，而他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宋神宗
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就是在青黄不接时以20%的利率发放给百姓，让百姓度过难关，半年为期，归还。苏辙指出，这个办法看起来对老百姓很有利，实则是伤害老百姓。政府强迫百姓，然后强行催还，在一贷一还间，给一些贪官污吏可乘之机。公贷也没有民贷灵活，代贷必须还钱，而民贷有钱还钱，没有钱可以用物相抵。
苏辙建议实行以前的“常平仓”法，在粮食贱时候收购，囤积起来，等粮食贵时候再低价抛售给百姓，使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能得到切实的利益。
苏辙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分析透彻。史料记载，青苗实施期间，一些地方官不仅擅自提高利率，而且强行摊派，逼迫百姓借钱，终导致所有的百姓都困苦不堪。
王安石不听从苏辙的建议，依然颁布实施新法。苏辙就上书皇帝，言辞十分激烈，告诫执政者不要不顾老百姓死活；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因而得罪了王安石，苏辙被贬官。
1085年，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开始罢免王安石新党，起用旧党大臣，司马光任宰相，辗转在地方做官多年的苏辙才得以返京。
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后，就要废除王安石的免疫法，恢复差役法。苏辙认为，朝政不能朝令夕改，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会让商业陷入瘫痪状态。新法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了，贸然废除，让百姓无所适从，百姓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他建议，新法中合理的措施应该保留，废除新法要循序渐进，要有缓冲期，建议缓期实行，让民众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司马光十分不高兴，因此得罪了司马光。
司马光
1086年2月，苏辙任右司谏。这是一个谏官的位。武死，文死谏，中国古代文官都有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情结，而性情耿直的苏辙更是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底。苏辙一生所上奏章150多篇，任谏官10个月，上奏章多达74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
面对朝政混乱、吏治腐败、边防空虚的乱局，苏辙怀揣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履行谏官的职责，从稳定政局、与民休息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建议：
在用人上，历数新党任人唯亲、迫害忠良之罪状，要君王亲君子，远小人。他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议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
在民族关系上，主张恪守诚信，怀柔西夏，反对边疆寻衅生事，避免引起更大的外族侵扰。
在内政上，坚决反对废除新法，主张趋利避害，对新法果比较好的要继续实施。
苏辙的建议被采纳后起到了稳固时局的重要作用，深得高太后倚重，1089年任苏辙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评价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虽然有誉美之意，但也基本符合实情。
宋哲宗
1093年，高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因对高太后有意见，又要恢复新法，打击旧党，苏辙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不改初心，依然上疏苦谏，要哲宗“慎勿轻事改易”，朝政不能改来改去。惹恼了哲宗，苏辙再次贬谪地方。
苏洵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苏辙名字的由来：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苏洵
苏洵认为，天下车马都是沿着车辙行进的，但车马有功，没有人会想起来这是车辙引导的结果。马车翻车了，马死了，也无人怪罪车辙。为儿子取名为辙，就是希望苏辙能够循规蹈矩，谨言慎行，远离祸福。纵观苏辙的一生，在他从政期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
苏辙从小受孟子思想的影响，关心民生问题，在政治有锐气，有见地，遇到政事不合理的地方，都会直言极谏。在不懂苏辙的人眼中，他是新党、旧党的做法都反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杠精，其实他反对的只是其中不利于民生的部分。
如果说苏辙批评仁宗过失时，只是年轻气盛不谙世事，那么在一次次贬官之后仍言辞激烈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便以此获罪，也在所不惜，不得不说是他忧国忧民的本性使然。他敢于直言，切中时弊，反映出一个官员方正刚直、关心民生的应有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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