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家之道， 能勤能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重要的美德，曾国藩也极为推崇勤俭。他在谈到“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时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同时，曾国藩又注重与“俭”有着密切关系的养生之道。曾国藩提出勤俭养生的持家之规，并将其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包括各种具体的规范和方法，用以时时诫勉家人。
为什么要勤俭? 曾国藩认为，是否实行勤俭，关系到家庭的兴衰。他多次给诸弟写信说，即使世运艰难，“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曾国藩认为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他将“勤”与“敬”并立，充分说明“勤”的重要性。曾国藩要求以此教兄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强调“至要至要”，“至切至切”。曾国藩认为，“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
咸丰八年三河惨败之后，曾国藩提出力挽家运的举措，第三条是“实行勤俭二字”。他认为:“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剑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他检讨自己：“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恨，是以谆谆言之。”
同时，曾国藩的家族，亦形成了勤俭的家风，祖辈皆勤俭持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如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曾国藩入翰林之后，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曾祖父竟希公少时在外读书，正月上学，高祖父辅臣公给钱一百作为零用，五月归家，仅用去一文，“其俭如此”。他一再向家人强调“勤”，直至晚年仍说:“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
曾国藩主张勤俭，还含有持盈保泰的思想，他说：“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后辈子女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人生境遇，“早丰而晚啬者，则暮年难堪；早啬而晚丰者，则如倒啖蔗，渐渐回甘，将死尚有余”。曾国藩送曾国潢一首诗谓：“俭以养廉，誉洽乡党；直而能忍，庆流子孙。”他送曾国荃一首谓：“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如何做到“勤”
如何做到“勤”？曾国藩认为，“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居家之道，“以黎明即起为第一要义。吾家自元吉公以下，至今六代百余年，并无一日晏起，甥家可奉以为法”。正是从这个角度，曾国藩提出“治家以不晏起为本”。他多次要求“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长辈要给晚辈作出榜样，“凡事当有收拾。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
曾国藩批评诸弟懒散，“不好收拾洁净”，这是“败家气象”。以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这一代“疏懒”，下一代就会“淫泆”，“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几个弟弟中，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曾国藩要求他们“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要“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等，这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曾国藩教育诸弟子侄要吃苦耐劳，“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不可过于安逸偷惰”。除了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之外，还要常常登山，练习筋骸。尤其是，他要求在家主持家务的曾国潢起表率作用：“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他说，曾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又反复嘱诸弟教训后辈，“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总宜教之以勤，勤则百弊皆除”，希望他们多多留心。
对于儿辈，曾国藩一再强调“勤”，说曾纪泽、曾纪鸿两人“既知保养，却宜勤劳”。他特别指出，曾纪泽“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即使写信之事，曾国藩亦作出要求，说曾纪鸿写信太少，以后要半月写一次。曾纪泽的来信亦嫌太短，“以后可泛论时事，或论学业”。要求课农莳蔬，“一一亲自检点，不可一一宽纵”。曾国藩说，严则“家有忌惮，勤则事有功”。他教育子孙，治家有暇，要“常常读书习字，以养其静气”。
曾国藩认为，“银钱、田产易长骄气逸气”，因此“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他嘱咐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藩强调说，家中不可有余财，“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馀财，多财则终为患害。”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如何做到“俭”
如何做到“俭”? 曾国藩告诫子侄：“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诸事总须节省”，“请客亦不宜多”，丰俭须适宜。各种用度要有区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他再三叮嘱：“千万求澄弟分别用度，力求节省。”他也“断不于分开后私寄银钱，凡寄一钱，皆由澄弟手经过耳”。
当知悉家中用度“日趋于奢”，曾国藩认为“实为可怕”，希望曾国潢“时时存紧一把之心”。他要求“其铺须各开各的，不可由大中开”。他认为，世家子弟易犯的毛病，就是“奢”与“傲”。即奢来看，“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曾国藩认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要求曾纪泽诸弟“戒之”，“至嘱至嘱”。他希望曾国潢对家中之事，“力为主持，切不可日趋于奢华”。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动辄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
对家人所滋长的奢华之风，曾国藩常常致书批评。如家中坐四轿者太多，甚至曾纪泽亦坐四轿，他明确反对，指出“此断不可”。他嘱咐曾国潢“严加教责”，要求他“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并提出“篾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湖南籍总督四人，皆有子弟在家，皆与省城各署来往，未闻有坐四轿。”曾国藩自己曾在省城办团练，“亦未四抬”。以此一事推之，曾国藩感到:“凡事皆当存一谨慎俭朴之见。”正是担心“家中奢靡太惯，享受太过”，他“不肯多寄钱物回家”。
不积钱财，不仅是为了督勉子弟“勤”，而且是为了督勉他们守“俭”。曾国藩说，“处此时世，居地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这样“一则平日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状，不至一味”。另外，身处动乱时期，也不宜多积钱财，“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当军事极危之时，曾国藩叮嘱曾纪泽、曾纪鸿两兄弟在家侍奉母亲，强调“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曾国藩还认为，不仅“凡多欲者不能俭”，即“好动者”也“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潢 “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曾国藩要求他“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仅不做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再者，曾国藩告诫家人“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总之，“勤俭”二字，无论居家居官，皆不可少。两者中，曾国藩更注重“勤”，他说：“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他叮嘱曾国潢、曾国荃“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告诫曾纪泽、曾纪鸿“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曾国藩提醒兄弟子侄“总以勤俭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谦慎。”他自始至终要求家人以勤俭为本，认为这是立足于耕读之家的长久之计。
◎本文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