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灵桥建造之前的浮桥，始建于公元823年(唐长庆三年)，原称东津浮桥。
新江桥横跨姚江之上，是当时连接江北岸与宁波老城区的主要通道。1862年由英国人出资建造，原为18艘木船连排浮桥，收过桥费每人4文。(据《宁波旧影》)
编者按：
有专家认为，宁波灵桥是中国存续时间长的浮桥(823-1936，共1113年)，是中国潮汐通航型浮桥的典范。它也是1950年前中国单跨跨径大的钢桥，是采用三铰拱结构的城市桥梁。
灵桥，在明州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的第三年(823年)面世，几乎与宁波城同龄，它是宁波的地标、宁波人的乡情符号。
相比较而言，新江桥要“晚生”许多年。1863年，一座由十八艘木船连接而成的浮桥，出现在桃花渡上游不远处的关帝道头，沟通了宁波老城与江北岸。
时光流转。宋乾道二年春天，大诗人陆游自山阴来明州访友。正是风吹桃花时节，他自曹娥江，沿运河，循余姚江，一路东渡至明州三江口。
江水泱泱，风和日丽，放翁先生见有浮桥横江，桅樯林立，又瞥见江厦一带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眼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景象令他眼睛一亮，行舟之劳顿被习习江风荡涤一空，沉吟道：“村步有船衔尾泊，江桥无柱架空横。海东估客初登岸，云北山僧远入城。”后来他将这首《明州》诗收入《剑南诗稿》。
陆游《明州》诗中“江桥无柱架空横”说的无柱之桥，即当年“东津浮桥”，是灵桥前身。
无独有偶，大约在300年之后，日本画僧雪舟也千里迢迢来到明州，此时的明州已改名宁波。穿过“来远亭”，雪舟立足江中浮桥，远眺近观良久之后，为宁波创作了一幅水墨写生——《宁波府图》，城门、街衢、灵桥门畔的浮桥皆跃然纸上，三江口“江桥无柱架空横”的独特风景，再次被这位有“天童第一座”之誉的日本禅师完整记录下来。
陆放翁的诗句，雪舟禅师的《宁波府图》，都记录了三江口的江厦。由此可见，江厦一带自古是宁波繁华的中心地带，江厦街所处的三江口区域，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内外贸易发源地之一。江厦街见证了宁波建城起延续至今的繁华，是宁波千年商埠、东方大港的象征和缩影。
江厦街的奇特，在于它是连接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的一条街。这条几百米长的小街，附近有两座桥，一直萦绕于心，每每提笔，总觉沉重，只怕笔缘浅拙，道不尽甬城百姓对它们的感情寄托。这两座桥便是灵桥和新江桥。
早在明州时代，民间道路遇江阻隔则设津渡、备舟楫以衔接两岸交通，先津渡而后引桥，引出的第一道为横跨奉化江、连接江东的“灵桥”，俗呼“老江桥”。另一道是三江口桃花渡口的“新江桥”，连接宁波老城与江北岸。这两座桥的前身皆为浮桥，所谓“江桥无柱架空横”，乃是明州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灵桥的前身“东津浮桥”，系唐长庆三年(823年)，明州刺史应彪发动民众所引。经过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但长庆年间对宁波的城建史而言，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节点，因为在刺史应彪发动民众引“东津浮桥”的两年前，前任刺史韩察已经将州治从小溪迁到三江口，明州城郭雏形初具。
“东津浮桥”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道横跨奉化江的浮桥。史书记载：用了18只船，上铺六尺宽的木板，以篾索联系成排，连络两端。桥长五十五丈，宽一丈四尺。传言引桥时，青天有虹霓现于云表，遂起名为“灵现桥”，又作“东津浮桥”，官方简称为“灵桥”，草民俗呼“老江桥”。此桥西接城区“三法卿”(药行街)，东堍直接江东百丈路，遂排解商旅涉江之难。
木造浮桥，说到底经不起风雨侵袭。人过车驰则罢，怕台风临境，骤风暴雨不停，奉江上游山洪暴发，江水流势汹涌，浮桥会断链折索，舟排飘散，时有行人落水等险情发生。
“东津浮桥”屡坏屡修，即便到了18世纪中叶宁波成为中国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它依然是一座浮桥，而当时欧美经济发达建造的坚固耐久的现代桥梁已遍布各地。
1922年，曾留学日本、归国甬人陈树棠拟定工程设计图致宁波当局，但终因官方无力负担、地方无暇顾及而成泡影。直到1931年前后，宁波旅沪同乡会将改建“东津浮桥”提到议事日程。乐振葆、张继光偕同德国工程师爱土伯自沪来甬重修，由德商西门子洋行承包，历时五年，全部工程于1936年5月完工。长虹卧波，灵桥再现，市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浮桥终于迎来了钢构固定桥时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战役又起，日寇飞机视灵桥为宁波的交通命脉，多次对它投弹轰炸。1949年5月24日，退处舟山定海的国民党空军妄图阻挡大军前进，采取轰炸灵桥断绝过江交通之举，来苟延残喘，几乎每天出动飞机飞临宁波对灵桥持续低空投弹。而灵桥历经这两次大规模轰炸，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1951年底，宁波市人民政府拨款将灵桥修葺一新，修复后仍然以德国西门子洋行设计荷载使用了40多年。直到1994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因时、因地制宜，适时降调桥孔，拓宽桥面，灵桥继续发挥交通作用。2005年3月，灵桥被浙江省文保管理部门公布为“浙江省第五批文保单位”。2012年12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公布灵桥大修方案，灵桥主要结构进行了4年半的维修。2016年7月28日，修葺一新的灵桥重展风姿，灵桥作为宁波乡情符号完成了华丽转身。
从“东津浮桥”到灵桥，从1936年落成到2016年修葺一新，灵桥作为标志性建筑成为近代宁波城市的象征，而“灵桥牌”在宁波人心中也蕴含了独特的意义。
宁波新江桥的历史，不及灵桥源远流长。此地，宋代设三江口桃花渡，为老城通江北、镇海之要津。江北在宁波主城的扩展序列中，远远落后于江东。直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宁波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五个城市一道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从此，江北岸不再是个“晒网稻花鱼”的江村，“九十九墩蟠岸北，一墩翔处半乘潮”的江畔景色，被进进出出、冒着浓烟的中外货轮所代替。中外商家争相在江岸边开张兴业，不久，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海关等也在江北集中新建，宁波人称之为“老外滩”。
新江桥原为浮桥，清同治元年(1862年)由英国商人台佛逊建于盐仓门。第二年春天，迁建于桃花渡。令人愤怒的是，此桥主权归英国人所有，凡过桥者要按人甚至按件收取“过桥费”，贫者过不起桥，是当年的事实。清政府对过桥收费束手无策，道、府、县不敢制止，民众激怒却无能为力。
古老中国，礼法森严，俗世无趣，“五都元帅”甬上迎“都神会”等节庆活动，无疑是百姓日常生活中难得的狂欢。李邺嗣《鄮东竹枝词》即有“记得少年曾趁队，天妃宫外看芒神”的记载，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亦写“城东更比城西盛，鼓吹喧天闹画船”。
不幸的是，新江桥曾发生“四百余人同日死”的惨剧。1866年4月，“五都元帅”甬上迎“都神会”如期举行，四乡民众竞相赶来，万头攒动，充塞于浮桥和两岸。当赛神会民众迎过来时，人群纷纷自桥上向北涌去，浮桥窄小不胜负荷，忽然轰隆一声，桥身拦腰折断，竟有三四百人坠入江中，一时哀号之声震天撼地。后人留诗哀悼：“吁嗟观乐出城东，霎时葬身鱼腹中。父母妻子临江哭，江干簌簌起悲风。”
乐极继而生悲，在这样举城若狂的时候，总有不幸如暗影追随于后。“四百余人同日死”的事件过后不久，史料载“甬人严文周始出洋药税局节余金，向英领赎回”。浮桥经修理后再次贯通，由宁波乡绅、福建鸦片商人组成董事局合股管理，从此成为“义桥”。
旧时，在新江桥南堍路口，曾建有一座名为“华尔”的六面塔。华尔塔与“洋枪队”头目美国人华尔无丝毫关系。“洋枪队”头目华尔是1862年9月21日被太平军击毙于慈溪，葬于松江。而新江桥畔的华尔塔，是英法联军联合清军于1862年5月10日攻打宁波太平军时，为被太平军击毙的英法官兵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于浙江战役中殒命的官兵所造的纪念塔。1933年，法海军司令赫尔与宁波天主教主教戴安斯慑于宁波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浪潮日益高涨，遂将塔移至江北岸白沙路外国坟地。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市人民政府将新江桥的木质浮结构改建为8孔钢梁混凝土结构浮桥，载重能力提高到近8吨，能单向通行汽车，状况得到改良。1970年9月，宁波市人民政府重新架梁，运用双曲拱桥技术，以工字形钢梁结构取代之，三孔钢筋混凝土空腹式双曲拱桥代替了浮桥，新江桥问世。新江桥的称谓来自几百米外的“老江桥”灵桥，它是三江口继灵桥后的第二座固定桥，可通行汽车，矗立于桃花渡两岸，颇为壮观。
作为沟通宁波海曙和江北的交通要道，新江桥见证了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在宁波市民心中具有深厚的感情积淀。但受当时建设条件制约，新江桥在设计、施工和桥位选址上都有“先天缺陷”。这也导致新江桥投入使用后，多次遭到船只撞击，损毁严重。
2006年9月，新江桥由于被检测为危险状态，只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同年10月30日，宁波市政府作出“修便桥、拆老桥、建新桥”的决定。
2007年12月，新江桥正式开始拆除。
2012年3月，宁波市政府作出决定对新江桥进行原址重建。经过市民和各方代表对重建方案的评议、投票，相关部门终采纳了“记忆的延续”的方案，以变截面T构桥型及中西合璧的风格重建新江桥。
2015年11月10日，与市民阔别8年之久的新江桥全线通车，哥特式风格的桥体外装，呼应位于桥北端的天主教堂，并与老外滩、和义大道、三江口公园等周边景观烘托融合。新桥主跨达90米，通航净宽从原桥的18米拓至55米，通航净高增加，提高了通航的性。
沧海桑田几沉浮，曾经的两座浮桥可以算是明州城符号，它们如月映水，浮现着古城远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