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果说到伟大的文学家，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人，但是如果说到文豪两个字，则基本上就是说苏东坡无疑了。
苏东坡的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一个快乐的人，文章诗词都写得充满了豪迈之情，提到文学水平他不敢说第一，但论起来豪气，恐怕也就只有李白能和这个苏大学士相提并论了。
而且论起来亲近程度，东坡先生要远超过那个狂狼的李白，很多人喜欢李白，是把他当做是偶像来崇拜的，毕竟一辈子游山玩水，吃喝玩乐，随手一挥诗文，就是半个盛唐，这样的人物，你除了佩服的五体投地之外，也只能是觉他李白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东坡先生就可爱亲近得多，无论是诗文还是人生，苏轼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陪我们聊天，陪我们说笑。
苏轼多才多艺，通晓他那个时代里几乎每一种重要的学问和技艺。
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写诗，他是诗坛，代表着宋诗的高成就；论填词，他是豪放词的创始人；论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之一；论绘画，他是湖州派的一员主将；论学术，他是蜀学的旗帜，而且在儒学以外，他对佛学和道教的知识远在很多高僧和道士之上；即便论到日常生活，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
他很聪明，很有幽默感，情商也极高。他不但文艺搞得好，做官竟然还很务实，完全没有李白、杜甫式的诗人气，每到一任都很能做出政绩。
即便是挑剔的人，也很难找出他的缺点。在全部的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这样的人了。所以苏轼被后人奉为偶像，奉为人生楷模。
但这样近乎的苏轼，却有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仕途很不顺，不是那种说偶尔得罪了谁，一时的不顺，而是整个一生都很不顺。
仕途坎坷，经历挫折，我们后人可以说，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对于苏轼本人这个亲历者而言，肯定是一场人生的灾难。
而且苏轼是那种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所处的时代，也算不上是政治黑暗的年代，为什么偏偏这样一个苏轼，一生都会仕途如此不顺呢？
让我们追本溯源吗，看看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他所处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现在教育内卷化是个很热门的话题，中学生做不完的作业，普遍睡眠不足，已经引起了的重视，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但这个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说法，古代人为了读书，为了科举，那也都是拼了老命了。
范进一直考科举考到老，听说中了举，直接发了疯，就是科举制下，读书人的真实性写照，而苏轼也赶上了科举时代，而且是科举制繁荣的时代，北宋时期。
苏轼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个“好父亲”，不过这个好是加了引号的，苏轼的父亲很特别，因为他的人生很失败。
苏轼的父亲是苏洵，文学史上三苏是标杆一样的存在，父子三人同为大文学家的，三曹算是一个，也算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奇迹了。
但这个苏洵，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年轻时代的苏洵，人生规划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以考试做官为目标。
但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李白：自视太高，看不起应试教育。如果苏洵活在唐代，大概会像李白一样绕开科举考试，但宋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苏洵看不到读书的前途，索性扔下书本，过起了东游西荡的日子。到了27岁那年，他终于想通了：如果不肯一辈子一事无成，就必须硬着头皮完成应试教育。
但很遗憾，强扭的瓜毕竟不甜，苏洵每考一次就落榜一次。
你是不是感觉苏洵很失败，这个时候，估计他该考虑练小号了，跟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逼着孩子拼命的学习，考一个好学校，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苏洵不太一样，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而是首先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既然想开了，从此不再为了考试做官而读书了，那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书吧，并且，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文章吧。
至于教育子女，今天我们知道，好的办法并不是拿一套自己认可的，却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灌输给子女，而是做好自己，把自己活成子女的表率，因为核心的学习能力不是听懂道理然后付诸实践，而仅仅是单纯的模仿。
苏洵从此按照自己喜欢的书来读，这跟考试做官的应试考试，可完全是两个层次，从此之后苏家父子的见识可就不一样了。
苏洵通过言传身教，苏轼和苏辙也都读了大量的非考试类书籍，拓宽了眼界，这对苏轼日后能成为一代大文豪密不可分，毕竟纯粹的技巧是不足以支撑苏轼的大名，只有深邃的思想，才能让文章流传千古，比如《前赤壁赋》就是足以媲美《兰亭集序》的好文章，发出了对时间，对人生的思考。
从来没有谁的命运，同时代大势捆绑得如此密切，苏家人的命运，尤其是苏轼的命运，则完全和那个时代牢牢绑定。
苏洵父子三人，终于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川迎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张方平。
第二年，苏洵带着苏轼拜访张方平，这是改变苏家命运的一次会面。一年之后，苏洵父子三人带着张方平写给朝廷大佬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进京赶考去了。
古代的文章分为骈文和散文两大类型，散文出现得早，所以也叫古文，于是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运动被称为古文运动。
在古文运动里突出的人物就是所谓“唐宋八大家”，这八大家里，唐朝占两位，韩愈和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分别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
其中真正全力以赴，向天下人号召写散文的，唐朝只有韩愈，宋朝只有欧阳修。为什么要提倡写散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散文比骈文务实，不需要太多形式主义的束缚，所以散文名家通常都有务实的作风。
欧阳修提倡散文，当然希望得到回应，但移风易俗的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看到同类就会格外激动。
宋朝的散文六家里边，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王安石是欧阳修家里的常客，彼此都很熟悉，当欧阳修忽然从远方而来的“三苏”那里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激动得简直有些失态。
在他看来，苏洵就是当代荀子，文章天下第一，苏轼更是后生可畏，自己应当走下文坛宗主的宝座，给他让路。
欧阳修产生的同类感到底有多强呢，有一件事特别可以说明问题。在考试的时候，担任的主考官的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一名，但因为宋代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在判卷的时候看不到考生的姓名，欧阳修看这篇文章的风格，太像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如果定为第一名，怕别人说闲话，权衡再三，只好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了。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苏轼早几年出道，或者并没有一位欧阳修发动古文运动，又或者欧阳修在苏轼出道的时候并没有位高权重，苏轼的人生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至少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如果把王安石换在欧阳修的位置，“三苏”将会永无出头之日，这种大势的变化，让从小熟读各类书籍的三苏占尽了先机，从此三苏扶摇直上，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但偏偏苏轼这一生，遇到的暗流不止这一次，苏轼文章写得好，恰好又遇见了欧阳修，这是极其幸运的事。
陶渊明的诗就写得很好，但是活着时候没人欣赏，也可以说是他活着的时候，不流行他这样风格的诗，苏轼的文章赶上了好时候，但苏轼的仕途，却赶上了北宋差的时候，再加上苏轼的个性，让这种情况一差到底。
年轻人一般容易犯恃才傲物的毛病，但苏轼是个情商智商都高的人，他年纪轻轻就懂得处理好和朝中老臣的关系，这一点实在熟读历史，总结了贾谊失败的教训得来的。
他用积极的精神和谦卑的态度待人接物，几乎在老干部那里赢得了一致的好感。宋仁宗也喜欢他，把他看作未来的栋梁。
苏轼怎么去搞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考中进士之后写给阅卷老师梅尧臣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就有收录，题目是《上梅直讲书》。
这封信的特点，一是措辞恳切，二是马屁全都拍到点子上了。如果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得，可以对照一下李白同类型的名文《与韩荆州书》。
李白的文采绝不在苏轼之下，但他无论夸人还是自夸，一概天花乱坠，无论要求还是承诺，通通大言不惭。
回过头来再看苏轼，就能看出苏轼的感谢信真是用了心的，能放低自己，充分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苏轼很聪明地以贾谊为前车之鉴，肯为人际关系用心，朝廷元老也很乐于结交苏轼这种明日之星。苏轼的脚下，分明已经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苏轼赢得老朝中一众老臣也就是当权派的好感，按理说无论朝局发生如何的变化，苏轼的仕途应该说是差不到哪里去，但偏偏苏轼的仕途却差。
这好比是苏轼在一艘大船上面，他在船上打造了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良好的人际关系，充足的食物，甚至是晕船的药，总之苏轼准备好了一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大船却彻底翻了船。
我们常说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王安石偏不，号称拗相公的他，硬是把当时所有的当权派都打翻了，这就是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皇帝为了变法，对王安石是百分之百信任，只要是反对新法的，轻则贬到地方做官，重则一撸到底，甚至是下狱流放。
当时几乎所有的当权派和正人君子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也在其中，又因为他名气实在太大，所以成了新党重点打击的对象。
北宋政治环境恶化，就是从王安石，把人区分为新党旧党开始的，苏轼的厄运就此开始了，他之所以没被杀，是因为北宋不杀士大夫，要不然凭他的名气和反对的声音在，早就小命不保了，北宋当时所有的旧党都靠边站了，苏轼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的朝廷，一直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情况不仅仅适用于皇帝，也适用于当时掌握实权的那个大臣或者是宦官。
按理说，苏轼年纪轻轻就已经名满天下，熬也能熬到王安石失势的那一天，反正王安石就算再讨厌他，也不敢杀了他。
苏轼的确是等到了王安石下台的那一天，被冠以旧党之名的苏轼，却完全没有迎来人生的曙光，甚至还被贬斥到了当时的海南岛，那已经是北宋一个文臣惨的待遇了，烟瘴之地死亡率极高。
旧党人得势，为什么苏轼还这么惨呢，因为苏轼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一个那么大，一个政策下去，一刀切，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
苏轼一直都是那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于是得做了新党，等到旧党上台，他们全然不顾百姓的利益，把新法无论好的坏的，全部统统废除。
这样做，是意气之争，苏轼有上书言事，说这样做不行，结果又得罪了旧党，从此苏轼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上台，他的仕途一直都是各种贬斥，中间还经历过乌台诗案，要不是太后喜欢苏轼的词，可能苏轼都走不出监狱。
就这样一辈子都从民众利益出发的苏轼，仕途一直都是不顺的，但这种不顺，反过来促进了，苏轼文章和诗词，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感悟，不断的生离死别，人生大起大落，终于让苏轼的诗文，可以超越时空，一直流传。
这就是苏轼，一个敢于说真话的苏轼，他不是个纯粹的官僚，他心中有更广阔的天地，他心中装着普通的民众，虽然他的仕途不顺，但比起来他在民众心里的地位，他那点仕途有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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