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佩服的近代杰出人物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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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7年8月23日，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风华正茂的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曾国藩是湘乡人。的外婆家也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了半年书，曾国藩的赫赫声名显然影响很大。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中，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和市井百姓，大多佩服曾国藩，以之为楷模。
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着多种身份。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但同时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后一尊的“精神偶像”。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以及陈独秀，也都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感染。
据彭大成著《湖湘文化与》一书中说：“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全集》，包括曾国藩的诗文、奏章，以及后来流传甚广的《家书》、《日记》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
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都服膺曾国藩。
在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的材料。
《讲堂录》中提到的《圣哲画像记》，就是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该《圣哲画像记》中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文末云：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这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德行、政事、经世、言语、文学诸方面，都分别有所论述，足见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观。
《圣哲画像记》中谈到的人物，在《讲堂录》中多有涉及，看来他是在这一“慎择”主张的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物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说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169页。ZS)可见，杨昌济先生也是以曾国藩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的。
在杨昌济的推动下，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与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蕴层出的文风，并甚爱读韩愈古文。对韩文喜欢，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
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国藩家书。
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谈到治学方法时再次讲到曾国藩：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早期文稿》，第7页。
在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12月14日《致沅弟》信中的一段话，原文是：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这些话，是被青年是奉为“金玉”之言的！
曾国藩家书共约1000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至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文正公家书》的各种版本，在旧社会便极为流行。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手书的“润芝珍藏”四字。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人们可以在的《讲堂录》里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而摧沮。”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