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乌台诗案”，发生在苏轼刚刚由青年步入中年的那个时间段里。当时的他已经是诗名满天下，红遍了全国。
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喜欢读他写的诗。就连他的政敌，“乌台诗案”主审官李定，都认为他的确是一位奇才。
然而奇才苏轼，深陷朝中新、旧两党之争，又因为恃才自傲，外加识人不明。终被另外一位“奇才”绊了脚，还闹出一桩公案，让一位中国古代有名的科学家，牵涉其中。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奉命到湖州视察太湖筑堤工程。临行前他给宋神宗写了一道奏表，结果三个月之后他就就被逮捕，下了大狱。
北宋新党搜罗了二十多年间苏轼写的全部诗词文章，逐句查找他“讥讪朝政”、“诽谤皇帝”的罪证。结果找到他在湖州写下的两首诗，一首满腹牢骚，一首幸灾乐祸，均被列为重要罪证。
苏轼早年通过科举出仕之后，在朝中遭到王安石党羽的排挤，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自请外放杭州为官。此后的八年间，他一直远离北宋的政治权力中心。
在这八年时间里，北宋朝中的改革在王安石的主持之下，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朝中变法的步子也越迈越大，除了青苗法，还涉及到盐税和河防工程。
比如在杭州的某一个县，因为新政，需要开凿一道盐运河，征召了上千的百姓。苏轼奉命前去监督，然后他回家之后就写了一首《汤村开运盐河雨督役》，全诗内容如下：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识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苏轼在这首诗中说：当官如果不能干实事，还不如学司马相如、陶渊明归隐田园。但是现在朝廷“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老百姓们活命的庄稼不种，天不亮就听着锣鼓声起来挖泥沟，给官府开凿盐运河。老天爷还在这个时候下起了大雨，好像是为了帮助运河的开凿。
但是当官的却不管可怜的百姓们，让他们像鸭子和猪一样在泥泞里挣扎。他下马站在堤岸上观察，只见前方是茫茫的大湖，堤岸上容不下一双农夫的脚。
人不但要在上面来往运泥，还要和牛羊争道。于是他发出感慨道：我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好过在泥浆里面打滚。
宋代的百姓服徭役，朝廷是不开工资的。农民靠种庄稼过活，服了徭役就会耽误农事。因此苏轼认为，这是北宋朝廷为了盐税而不知体恤农民的表现。
所以这首诗后来和他的《山村五绝》一道，成为了“乌台诗案”的重要罪证之一。但是，这首诗并不是“乌台诗案”的主要导火索。
开始的导火索，其实还是他到湖州上任时，写下的那一篇《湖州谢上表》。他在上的这道表中，一边谢恩，一边大发牢骚，“讥讪”了朝政。
那么，湖州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到底又“讥讪”了哪一条朝政呢？请往下面看。
苏轼去湖州上任，内心是不情愿的，因为朝廷要他去监督的是一个新党弄出来的水利工程，而他对于新政本来就有诸多不满。
当时的太湖，连年湖水泛滥，淹没了大片肥沃的农田。所以北宋从宋仁宗朝就开始在治理太湖水患，但是一直未能取得成功。
王安石上任后，任用了一名叫郏亶的水利学家前去实地考察。发现太湖泛滥，原来是因为湖边的地主们任意圈湖造田，让湖水不能顺利排泄。
王安石知道以后，就让郏亶采用强硬的手法进行整治，结果激起了地方上的反抗，后不了了之。为了善后，朝廷派出了大科学家沈括前去治湖。
为此，宋神宗事前曾有严令，“不得出现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所以沈括后提出了以石代木，筑高河堤的办法作为权宜之策。
但是以石代木，治标不治本，洪水势大的时候一样会淹没农田。这个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科学知识，明眼人都懂，苏轼怎么能不知道呢？
但是，宋神宗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派苏轼去考察。于是苏轼在考察完以后，就又写了一组《赠孙莘老七绝》，在其中第二首诗里说：
天目山前绿浸裙，碧澜堂上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全诗的意思是：太湖的湖水都已经淹到天目山上来了，在碧澜堂上就可以看到湖中船一艘接一艘，首尾相连。修筑水堤不关我的事！我只管闲看着苕溪的溪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太湖。
洪水水位都这么高了，苏轼还在说风凉话。他说，喂喂喂，你们快看哪，那苕溪的水还在往太湖里面灌呢。这洪水的水位还要往上涨，我看你们几个要怎么办！
厉害了，我的苏轼大佬！如此操作，完全就是典型的“幸灾乐祸”！基于他如此的嘲讽，所以这首诗后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重要罪证之一。
按理说，宋朝是对文人优待的一个王朝。苏轼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是也罪不至死。可是偏巧不巧，他又一连得罪了好几个狠角色，结果就被人逮住往死里整了。
第一个被苏轼得罪的人就是王安石，起因经过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苏轼的父亲苏洵不喜欢王安石，所以苏轼早就和旧党司马光站在了同一阵线。
其实“乌台诗案”爆发之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但是他当初因新政提拔起来的人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新党们担心自己一方在朝中没有能人，旧党的司马光会再度上位，于是一直想找司马光的茬儿。
但是司马光在家低调著书，新党找不着他的把柄。新党中人以前听王安石说过，“苏轼是司马光背后的智囊”，于是他们就抓住了高调写诗的苏轼，把他往死里捶。
第二个被苏轼得罪的人，是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也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南宋野史《元祐补录》中曾提到沈括刻意搜集苏轼的诗，找到皇帝告密。
虽然都说“孤证不立”，而且不知道沈括为什么会针对苏轼。但是从苏轼后来对沈括治湖不力的“幸灾乐祸”来看，二人的矛盾已经很深了。
按《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的提法，新党后来“就着沈括提出的苏轼‘讥讪朝政’”的这个老药方，直接就把苏轼拿下，投入大牢了。
第三个被苏轼得罪的人，就是知谏院的张琥，他是宋神宗亲自给御史台指定的两名参治官员之一。这个张琥就是前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苏轼在凤翔的那个同僚张琥。
张琥比苏轼要大几岁，两人在同一年中进士。清代学者王文诰评价张琥时说，他这些年跟过的“老大”，“数人之性不同，而琥能探情变节”，并且还可以做到“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
可见，张琥此人也是一个奇才。苏轼当年写《稼说送张琥》，拿张琥当亲兄弟教训。张琥表面唯唯诺诺，心里很是不服气。果然后来他官越当越大，一直做到中书侍郎。
他得势的时候，苏轼的日子多半不好过。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张琥更是就跳着脚要把苏轼往死了整。
但是和他一起被宋神宗派来审案的李定，虽然也想整死苏轼，但是李定后却还夸苏轼是个人才。理由是：当他审问到一二十年前写的诗的时候，苏轼居然也能一字不差地记得。
是非是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所以平时做人说话的时候，一定得多审慎。否则一不留神，别人就偷偷记下你的话，去打小报告了。
苏轼虽说少年时代家贫，但在“乌台诗案”发生以前，他是没有吃过大亏的。因此他才敢把满腹的牢骚，全部白纸黑字地写出来。
他自己写完、自己看看也就算了，但是他还到处寄给那些亲朋好友。结果出了事，连累大家和他一起蹲大牢。
事情发生之后，苏轼再也不敢公然写诗针砭时弊。然而又由于“明哲保身”，他却成了政治上的骑墙派，不幸同时遭受到新、旧两党攻击。
苏轼在新党中，原来有一个朋友叫章惇，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后者不顾个人安危站出来替他讲话。然而新党失势的时候，章惇遭到排挤，结果苏轼却未发一言。
谁料到，章惇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又“东山再起”了。他当了宰相以后，直接就把苏轼贬到了遥远的海南。又过了几年，苏轼就病逝于归途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