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只是一个历史匠人而矣，并非的学问家。勤于历史记录，而疏于学术思辨。学问上的平庸也意味着在史料和事实的判断上，司马迁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学术能力并不足以对一些史实的实质和真伪进行辨别，而将一些有错误导向的，甚至压根不存在的东西，当成正常的东西、真实的东西而记入历史，写进《史记》。也就是说，《史记》中也是存在“伪史”的，对后人，对当下的国人构成严重的误导。想必现代很多人都会把《史记》当国学经典，把《史记》的记录当成中国古代历史本身。
衡量一个人学问高低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他是否真的搞懂了“义利之辨”，真的搞懂了义利的区别，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秩序、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的基石。而司马迁则是义利混淆的。从根本上说，他是否定义的独立存在的，无法理解和接受义的独立存在的，思想和认知严重受当时流俗影响，而严重利化了、物化了。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意思是说，无论是在朝廷中做高官的人，还是隐居民间的高人，他们的人生目的都不过是求富、发财，认为求富乃人之本性、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的“名句”也是来自此篇，出自司马迁之口。
显然，司马迁已经无法真正理解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混淆义利、混淆君子小人。这样就否定了义的存在，否定了小人的存在，把利逻辑当成社会的决定者，把所有人都小人化。
因此，司马迁很赞赏当时的一个说法“素封”，即那些没有爵位官职的富有商人，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甚至比有封地的王侯还高。
另一方面则对贫穷者进行嘲讽“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事实上，他前面认为即便是“岩处奇士”也是在求富。司马迁的价值观近乎是“笑贫不笑娼”，财富是高价值，仁义不过是财富之工具和附庸，实在卑劣。
董仲舒与司马迁同时，但两者学问水平可谓判若云泥。司马迁几乎完全屈从于汉武帝时期的现实，利益化、小人化，对义利不分、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的事实近乎无感，董仲舒则敏锐而坚定地基于义利之辨，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对当时的丑恶大加斥责，提出要贯彻“不与民利”、“不与民争业”。
《汉书》作者班固就比司马迁高了一个档次，《汉书》和《史记》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汉书》是春秋大义的，是基于义理史观的，而《史记》则是功利太重。功利太重，就会被蒙蔽双眼，看不清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