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逃以后回忆北京大学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
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
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
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
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
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
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
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
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
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初是埋头于功课，
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
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
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
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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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
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
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
——《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
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报刊也
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
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
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
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
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
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
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