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波伏娃与加缪理念有些相似。在女权主义者波姐看来，人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设计来塑造和掌控自己命运的。而这种设计，又必须不断得以更新。她相信，倘若一个人失去了与设计命运的能力，便失却了自己。恰如她自己所言：“我就是目光和风景。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
若一个人由他人掌控命运、并将他们的愿望见诸行动时，这个人便彻底放弃了自我把控的能力。人生，充满了不确定、危机、矛盾和两难，努力活着，就是准备好去面对一切、并一丝不苟地计算出如何好地面对这样的挑战。 谁也想不到，波伏娃也有过无限的孤独与悲伤，她曾独自一人深更半夜在巴黎游荡，攀上圣心教堂的台阶，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失声痛哭。然而她和普通人不同的是，她善于掌控自己的命运。尤其遇到萨特之后，有着双重性格的波伏娃开始不停享受命运女神的馈赠。就像爱默生说的：智力取消了命运，只要一个人在思考，就意味着独立和自主的开始。
于波娃而言，爱情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是载体；爱人不是向你提供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所以，她认为人不必把自己限制在幸福的波段里，否则，幸福便已被排除在生活之外了。波姐和萨特一样，强调自由，又能通过在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完整呈现的意愿，好地利用和保留了这种自由。
她意识到了自由的担当，因此并不允许自己毫无限制地享受自由。她坦然接受这个不的世界和不的自己，并告诫所有女人:不要寻求幸福和安逸的保障；而要为生活每天带给我们的好坏做好准备，真诚对待每一天。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抹掉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她甚至具有女人味。
记得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试图爱上一匹野马，那么你的世界，必须得有一个超广阔的草原。虽然萨特一生艳遇不断，波伏娃亦只是他的其中之一。然而波伏娃深知萨特对自己的价值:他跟年轻的柏辽兹、歌德一样，永远且仅仅只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 因此波伏娃比谁都明白:自己才是终身等待萨特的女人。她的等待没有虚度，就像晚年的萨特所言:和波伏娃在一起才是我生命的全部。
生命本身并无意义，只有每个人靠着各自的能量与智慧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存在主义的本质，就是每个个体积极主动追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波伏娃一生都在追求和实现这种价值与意义。她这一生除了爱情，不婚也不育，按照传统世俗价值观衡量，她是个不幸的女人。然而恰恰相反，乐观向上的波伏娃一生都在享受快乐，在其自传《盛年》中，波伏娃称：我很幸福。
正因根本的激情和投入，使人的生活值得去过，而非当下我们是否拥有幸福的生活使然。幸福的生活，仅仅存在于死亡中。如果每个人都在做他（她）必须做的事，“存在”，才能得以拯救，而毋需任何的天堂梦想，即在死亡中来和解这一切。因此波伏娃在萨特的墓志铭上写道：“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恰巧的是，在萨特离世几乎整六年的那一时刻，她与他永远地合葬在一起。波伏娃和萨特，是一对热爱红尘的天真顽童，也是出世间的清醒觉者。当然他们的爱情，也值得我们“八卦八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