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古诗词给人审美的享受，也能反映出当时的世态人情。但古诗词有没有造假的行为？
当然会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写一些诗词就要矫情一下，而不是抒发真情。有的古诗很短，只需要四句话就完了。每句四言、五言、七言的都有，要是掌握了一定的作诗技巧，是不是会把一些词语填写进去，而不用什么真实的感触了？当然如此了，到了宋词那里更是，只需要按照词牌名填词作曲就行了，无非说一些愁绪、壮怀激烈等感情，并不一定需要太多的生活经历。甚至，一些词作者只需要虚构一下就行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能写出一些名篇名作，真的是在感情方面造假了。
曹丕自拟弃妇抒情，写了《燕歌行》，其中有“贱妾莹莹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只是魏文帝曹丕的一种想象，而不是真的成了弃妇。贵为天子的曹丕，从弃妇的角度来写诗，只是创作角度不同于以往的诗人而已，写的感情真挚，不输于曹植的《白马篇》。苏轼写《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时候，游览的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而是人们常说的赤壁，于是词中就有了“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但并不妨碍他抒情，写当年的周瑜何等英雄，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老无为，两相对照，借咏史抒发词人积极入世但年已半百仍功业无成的感慨。至于古诗词中的比喻和夸张，一般都会有标榜自我的意思，和真实诗人、词人的人格还是有些距离的。
很多宫体诗人根本不出豪门半步，整天躲在家里吟风弄月，写出来的诗居然也有不错的名诗名句，但华词丽句比较多，距离底层的私生活比较远，一般不被人看中。只是他们写诗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遣词造句讲究，竟至于走火入魔，偏入艳情一路，脱离了生活本体，成了空中楼阁。那么，他们这种创作态度就有些矫情，甚至搞得虚假了。但也有例外，一些宫体诗受了民歌的影响，贴近生活，其实只是一些文人创作的乐府诗歌，而他们并不了解民间的生活，也不到农田里耕种，只是想当然，就写出了不少让人觉得富有生活情味的诗歌，算是一种高度造假了。这类诗歌有萧衍等人拟作的《子夜歌》、《上声歌》、《东飞伯劳歌》等，都与民歌曲词极为类似。诗句有“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帐里，举体兰蕙香。”等，就像曹丕自拟弃妇抒情一样，诗人以女性口吻吟唱，内容比较单一，风格轻艳，感情大胆浓烈，有的还带有柔靡之风。
除了创作角度的造假，男人可以以女人口吻来写诗词，女人可以以男人口吻来写诗词，就是后人假托名家造假了。《唐诗三百首》中并非都是唐诗，有一首张旭写的《桃花溪》，值得怀疑。诗作写道：“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莫砺锋论述说，这首诗并不是唐人张旭的作品，而是宋人蔡襄的诗，诗作名为《度南涧》。在洪迈把这首诗编选入《万首唐人绝句》之前，王十朋编纂蔡襄的诗集，就收录了包括这首诗在内的三首诗，也经过很多后代书法家的鉴定，应该不错。后人评价这首诗的时候，大多以为是张旭作的，众口一词地赞美。其实已经错了，并不是张旭的风格，而是宋人蔡襄的风格。还有杜牧的《清明》，诗句家喻户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据已故大师陈寅恪考证，《清明》一诗来历不明。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查不到，在北宋田概编的《樊川别集》和《樊川外集》中照样查不到，稍晚的《樊川续别集》中却能查得到，只是，里面的诗全是许浑所作。也就是说，《樊川续别集》是南宋人抄录的，大多讹误，已经被刘克庄、洪迈等人否定。有两种猜测，一是说《清明》一诗是唐代人许浑所作，还算是唐诗；一种猜测是《清明》一诗是宋人宋祁所作，就成了宋诗，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就成了编选者的错误了。如此一来，选错的诗就是编选者在造假了，虽然并非有意，有的是考证不足，有的是以讹传讹，但终归出了错误。
古诗词除了创作角度、态度造假，文辞造假，后世人也在造假，假托名家作诗，满以为当时人知道，为自己博取好名声，但流传上百年之后，就会产生真假难辨的现象，而那些诗词评论家们更是能把平庸之作捧上天，也就难怪有人故意造假了。诗人风格靠不住，诗作本身词句靠不住，后代人的评价更是靠不住。或许，诗词本身就带有一种语言审美需求，并非历史，当然可以造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