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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在《浙江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与廉政相关的内容，引起了很多关注。
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关于廉政话题。
“廉政是我们今天提出的概念，在古代，诗人们创作诗歌鞭挞现实，并没有这个意识。”肖瑞峰说。
廉政诗歌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更为突出。“品读这类诗歌，既可以从中得到思想层面的感悟，也可以从中得到艺术层面的熏陶，收获将是双重的。”他认为，加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但同时也有必要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硕鼠》是早的反腐倡廉作品
在浙江有很多人都听过肖老师的讲座。
梳理廉政诗歌对肖瑞峰来说，一开始是一篇命题作文：他要去省纪委给全体干部做一个讲座，讲讲中国古代有关廉政的诗歌。
肖瑞峰查阅了各地编选的材料后，觉得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就自己上手，重新对历代文献做了梳理，前后做了几十场讲座。
2017年，肖瑞峰在总结前几年讲座的基础上，经过打磨，终形成了这篇聚焦论文。
廉政诗歌这个名字，是后人给它命名的，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些诗歌的源头，你可能会想到一首从小就读过的诗——《诗经·魏风》中的《硕鼠》。
肖瑞峰说，这是早的反腐倡廉作品，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为什么“硕鼠”对应的就是统治者？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毛诗序》里讲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肖瑞峰说，战国中后期，统治者们横征暴敛，对百姓的剥削越发沉重，窃取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把自己喂得肥肥的，但又不干正事，治理不好。这不就跟偷吃粮食的老鼠一样吗？因此，把统治者比作“硕鼠”，指斥他们凭借权势“窃占”的本意就不言而喻了。
“硕鼠”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白居易的《黑潭龙-疾贪吏也》，“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曹邺的《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这首诗还第一次点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意思是说我照顾了你那么多年，供奉给你黍、麦、苗，到头来我却得不到任何回报。肖瑞峰认为这不仅是经济利益上巧取豪夺，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带来了严重摧伤，“笔触直抵人性深处”。
“当然，它还仅仅涉足于反腐的边缘，或者说，还只是意味着廉政诗歌的萌芽。”肖瑞峰说。
诗人用不同方式直指现实
肖瑞峰把古代廉政诗歌的创作特点，分成三类：剖白心志、托古讽今、指陈时弊。
当朝政深陷腐败，有气节的文人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写诗表明心迹，显示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是为“剖白心志”。比如，王昌龄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
肖瑞峰说，它以“一片冰心在玉壶”比喻此时此刻的自己，实际上是告知亲友自己始终保持着冰清玉洁的本性，表里澄澈，纯洁无瑕，通体透明。“现在，我们要抒写自己廉洁的情怀，依然可以借用这一隽永的诗句。”
批评朝政是有风险的，但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他们“整肃朝纲、匡扶社稷”，便有了委婉曲折的“托古讽今”。
晚唐诗人李商隐《咏史》中有一句经典论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反对之风是中国古代所有有识之士都共同主张的，这句话也多次被在讲话中引用。“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李商隐把矛头直指奢靡之风。“何须琥珀方为枕”，说明当时有些官员很会享受，枕头都要琥珀做的。“岂得真珠始是车”，车本来是代步的，为什么一定要镶嵌满珍珠呢？诗的题目是《咏史》，但实际上矛头所向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追求生活的腐败分子。
“指陈时弊”则直接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杜甫就是代言人。他的《石壕吏》，直接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肖瑞峰说，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不仅写人民的苦难，也写统治者的腐败。他有3首诗分别叫《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都记录了官僚的腐败，还有《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揭示的是百姓的苦难。他曾经把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现象，概括为令人惊心动魄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封“朝奏”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坚持正道的官员对腐败现象和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但受制于历史局限，他们认识不到制度本身的腐败，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制度的意识和勇气。不过，当看到这种腐败行为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及损害民众利益时，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揭露腐败现象，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肖瑞峰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是大文豪，但因为给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弊政，触怒了皇帝，遭到贬官。古代贵右贱左，左迁就是贬官。韩愈贬官来到距离京城八千里远的蓝关，写了这首诗给他的侄孙韩湘。
这封“朝奏”就是的《论佛骨表》。据《旧唐书》记载，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功德使上书给唐宪宗：长安附近的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这个塔每隔三十年开一次，开塔就会保佑大唐国泰民安。
宪宗一听这话，赶紧安排下去，举行各种盛大的“祭祀”典礼，从上到下，一派“疯狂”。韩愈就写了这篇言辞激烈的“朝奏”，宪宗暴跳如雷，要处死韩愈，亏裴度、崔群等一些大臣出来求情。韩愈保住一命，但当晚就被贬往蛮荒之地当刺史。赴任的途中，女儿还死在了路上，“殡之层峰驿旁山下”。
这一年，韩愈已经51岁，他在仕途宦海中几经浮沉，时任刑部侍郎，按理说只要安安心心等退休就行了。但是当他看到劳民伤财的弊政，危害到了的长治久安，没有妥协，“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后来，林则徐的名句“苟利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牺牲自我报国的旨意更为显豁，肖瑞峰认为就是由韩愈的这首诗歌演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