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回师倒戈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统治。
当时，熊斌任冯玉祥的参谋长兼南苑军官军士教导团团长，熊便推荐好友常辑五来当教官。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多是校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下级军官。
常辑五一到教导团就感到与当时军阀军队截然不同。这里不让喝酒，不让抽烟，不让下饭馆，嫖赌更是严厉禁止……各种不准多得很。
一天，熊斌告诉常辑五，石敬亭(时任第四混成旅旅长，归绥远都统李鸣钟节制)要来教导团，不知有什么事。石敬亭外号“小诸葛”，是冯的大将之一，这次专程由绥远前来，必定有重要公干。
石敬亭来到教导团之后，马上集合全体官佐军士，包括所有教官都要站队。他突然从军队中叫出三个人来，说他们某日晚间私出营门，一夜未归，违反军纪，奉命前来惩罚。
这一来大家都发愣:连教导团团长都不知道，石远在绥远，怎么知道的呢?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学员偷偷出去找“暗门子”(暗娼)，学员中有的是冯玉祥派来负有特殊任务的，随时将情况汇报。冯得到这个报告，才派石敬亭前来南苑处理此事的。
当宣布每人打400军棍的时候，全场静肃，有人担心这400军棍如何吃得消。
西北军打军棍原来有一个特点，要一棍一棍数着打，一点也不能马虎，要是你不认真打，就叫别人反来打你。一般军队乃至衙门打人，都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十”，数得很快，十下也不过打五六下。
西北军可不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十……”打一下数一下。还常常叫两个人互打，谁也不敢打轻，更不许卖人情。
这次把三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疼得往花池子边滚，把砌的砖也撞倒了。打完就革职开除，衣物立时扔出营门。
常辑五有些范嘀咕，于是问熊斌:“教官要是犯了错，也要打屁股?……我可受不了，我不干啦。”
熊说:“你不要怕，不会打到你头上的。冯先生对教官很尊重，见了面总是称先生。他说过你们要是犯了错，我是不敢打你们的。你放心好了。”
后来，常辑五在西北督办公署当检长时，有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胡文彬到张家口找常。胡有一个学骑兵的兄弟想当官，托常介绍。
常对胡说:“西北军与别的队伍不一样，冯先生的军风纪特严，烟酒嫖赌样样都不许犯，差一点就要严办。要是犯了错，可没有办法，一点人情也不能讲。”
常问胡，你兄弟能成吗?胡答应说没有问题，一定叫他严守纪律。常又劝说当个教官不好吗，可是他一定要上部队，说是受得了。于是，常只好把胡的兄弟介绍到张之江部下当连长，张之江那时是察哈尔都统兼骑兵旅旅长。
不到三个月，胡文彬慌慌张张地跑来找常，说:“二哥，你快救教吧!我那兄弟被抓到都统衙门去了。”据了解，他因去逛窑子，被张之江派人在窑子里给捆回去了。
胡文彬问能不能不打军棍，辞职不干算了。常说：“这是冯先生定的法律，不打哪成。不干也得打完以后再走人，千万不能先说不干，那更要多挨打。”
后来，常辑五还是向张之江求了情，念其新到部队，少打一些。结果打了80军棍，直打得皮破血流，在送院养好伤之后，才借辞退职。
谷良友同冯玉祥原是在保定练军(绿营)一起当兵多年的老朋友、盟兄弟。谷想当个团长，就到张家口找冯说:“你当督办啦，给我个官做做吧!”
冯劝他不要做官:“西北军同老队伍不一样，严得厉害。你要是犯了法，我办不办?我不是给你钱买了两顷地吗，在家种地不很好吗?”
可是谷良友坚持要做官，冯就派他为步兵团团长，驻防绥远丰镇。同时告诚他把西北军的条规好好看一看。谷良友表示:“没有错，一定不犯。咱们盟兄弟，决不给你丢脸。”
谷良友这个人爱吹牛，说大话，老毛病改不了。1925年冬，为了决定对李景林打不打的问题，冯由张家口到包头沿线视察。谷听说冯要西来，当即筹办欢迎仪式，还大肆招摇说：“咱同冯督办从小一块当兵，是把兄弟，亲如骨肉！什么事都有咱老谷！”地主、土豪们纷纷设宴请谷喝酒。
冯的专车及时到达丰镇，谷抢先上车表示欢迎。冯见到他那醉醺的样子，很不高兴，冷冷地说:“谷团长有什么事吗?有事就报告，没有事就下车。”
谷良友为了让士绅们看看他同督办的关系如何密切，偏偏赖在那里不肯走。后来一同到车站候客室内，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前来欢迎，谷良友得意地坐在冯的对面。
这时，冯又给谷台阶下，说:“谷团长没有啥事，赶快看队伍去。”谷仍不知趣，不肯离开。
冯实在忍不住了，便说:“在座的(指部队官佐)有谁喝酒?”谷傻了眼，冯见没人承认，便命某处长挨个闻。
这个处长很圆滑，闻了几个人之后说:“报告督办，我有点感冒，闻不出来。”
冯又叫军法处长张吉庸去闻，闻到谷良友面前，便说谷团长有酒味。冯瞪着眼对谷说:“咱早跟你说过没有?为什么硬要违犯军纪?”吩咐拿军棍来，就在候车室里打。
谷年纪比冯还大，那时已有50多岁了，200军棍真打得够呛。
事后，冯通令全军上下都要以谷良友为戒，无论亲疏远近，犯了军纪都要严厉处罚，决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