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暴雨肆虐，防汛至关重要。千里之堤，毁于蝼蚁，如何应发突发性灾害，怎么才能让百姓不遭离乱？如何治灾有道？鉴古知今，中国古代防汛之常规制度，民防之观念，当可深思。
溯源古代，我国为农业大国，天气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极为重要。夏朝的历法，已然有着气候变化对农耕影响的思考，到了周代，变历改制，《春秋》《孟子》以周历，《春秋》为帝王政事借鉴而识时弊之用，但其中颇多自然天象的记述。汉代的《太初历》则为定制，更多农业气候的观测和记载。
《漢太初厤考》一卷 (清)成蓉鏡撰 刻本 清光緒十四年[1888]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天象之变化应人事之兴衰，儒家有着深刻的实践理性，看似朴素的生活常规语言之中，包含着哲学思考。
“天”的规格是高于帝王的，天象的自然规律得到朝廷以及民间的重视。甚至从天象法则可以过渡到一种世间法。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吸收前朝的人文意志与普遍规律，为建立汉制打下理论基础。
历代朝代史书系统多有变迁，但对天文、水文等自然气候之记录却一以贯之的，在《史记》专有志类，其中《天文志》记载之星象、气候，能把这些自然界的细节纳入史籍中，足见其重视程度。
从秦代之后历代都有要报送雨量的制度。各种对全国的江河湖海的自然风貌、地理变化、水系流变等的研究作品也都出现，《吕氏春秋》也提出水循环的观念、王充的《论衡》、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记载水文地理的著作，雍正朝记录北京的气象等情况的《晴明风雨录》等等。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漢)高誘注 刻本 元至正[1341-1368]
历代的《五行志》虽然是有迷信的思想，或为帝王粉饰，可其中也真实记录了许多灾害情况，如暴雨、星象、蝗灾等，甚至雾霾在明代的《五行志》就有记载。古代帝王们也都将治水视为重要事业来做，形成从上到下的治水观念基础上的制度建设。
《譙子五行志》五卷 (唐)濮陽夏撰 抄本 明[1368-1644]
秦始皇兴建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历经十年完工。“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汉武帝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之策，水利建设日新月异，白渠、六辅渠、关中漕渠、褒斜运河等水利工程建成，成为帝国的重要基业。
其后，三省六部制的成熟，专司水利的工部并不是总是像电视剧演的站在一边呆着，而是相当的重头戏。治水防患不仅仅是工部的事，而是朝廷重业。
宋代，本是只会玩墨笔墨的笔杆子文臣，也必须有基层的工作能力，如苏东坡大文豪居然也能去建苏堤，这些理科加文科的高材生并不天生的，而是长久以来，实政的必备素养，即如考试之策论就是贴近时事，切中时利之重点救治方法。 并不是如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有些人认为就是抄材料。在宋代，若没有实在的除弊实政的能力和策略，断不能入选。
古代，很少有豆腐渣工程，防汛建设也少有花架子，都水监起源于西晋武帝时设置的都水台,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近七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渐由一个临时性治水机构转变为位高权重的中央寺监机构。在北宋时虽然有过更迭，因黄河水患，再次成为重点治理机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修塘列为国策，康熙皇帝将防河务的字悬在廷上，日夜不敢忘，他们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派遣元老重臣实地主办和督工。
因为天一合一之理念深入民心，民间的百姓也有着深重的崇信自然的思想，对农业时节的规律，口耳相传，连黄历都成了小儿熟知。流传到今天的许多传说和民俗皆是与气候变化有着本原的关系。因此，民间防治洪汛的观念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民间自愿出资修河筑路，每遇上突发的灾害时，百姓也有出力相助的。
这都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自然敬畏之心，也是百姓防汛之本念，家国为一体，由此常备的河汛水情，即使有突发性灾害也不甚慌乱。
突发性的灾害往往在民间文人笔下记录成笔记、野史等等，这些书籍在某一时期也是要由朝廷收入进去，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等处，即使是秦始皇焚书也不会把这样的书烧掉，这也是成系统防治观念所导致的有益做法。
由此可见，古代防患突发自然灾害，百姓爱惜环境，植树护田，有着民间防汛的观念；朝廷常加提点重视，综合考察灾变，设有临时性机构与常设性机构，不仅仅以应急现为筹措之策。
如今，经济之高速发展会带来一些环境上的问题，我国亦是重视环境保护。日本因为多灾患，地震等让他们有防治灾害的观念，美国的沙尘暴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伦敦的雾霾等，他们因没有早先的古老文明，只能发现问题再行处理，直到吃到以剥夺资源为发展基础的苦果后，才完善了环保制度。
因此，应取国外环保制度所长的同时，更须注重我国本有文化传统，兴利除弊，方形成有我国之特有的防治体系，方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平静风浪，成一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