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出了许多学术大师。刘梦溪一张口就说出了一大批人：“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升、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那一时期出大师，论其原因，首先应该是教育。这些大师多是很早就接受了优质的教育。如钱基博在自传中说：“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昌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钱基博：“自传”，见《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第184页，杨光编著，黄山书社，2008年）
顾颉刚七岁时，即读完了《孟子》，他说：“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读完了《孟子》，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易解，要我先打好根底然后再读深的。我读着感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长在我的脑海里活跃。”又说：“我读《诗经》，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第7、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其实是社会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当时的许多家庭是有文化的家庭，而社会也比较有文化气氛。姜亮夫去四川时，注意到四川的文化氛围。他说：“四川之地文风很盛，民间读《五经》、《四书》很普遍。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用诗句，尤其是用唐诗。”又说：“在四川，大体说来，十三经、廿四史及重要诗文集都可找到刻本，虽精致不如江、浙，但量不少，价也廉，民间百姓买得起。如宜宾刻本《三国演义》，字大，绣像也好，此书乡下十多岁小孩几乎都会讲一点。（姜亮夫：“忆成都高师”，见《姜亮夫文录》，第1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当时，乡下十多岁的孩子几乎都会讲一点《三国演义》，而“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用诗句，尤其是用唐诗”，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程度。有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出大师也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