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审计责任不可推卸
只有对Wirecard财务舞弊进行调查后，才可厘清该案涉及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但根据媒体迄今所披露的信息，安永在Wirecard财务舞弊案中难辞其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面对吹哨人持续不断的翔实举报、新闻记者和做空机构的大量质疑，安永没有及时指派反舞弊团队介入调查，这与安永中国在瑞幸咖啡财务舞弊案中的表现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二是没有充分重视舞弊征兆，如2016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存贷双高”，现金流量和货币资金长期滞留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高度依赖于菲律宾、新加坡和迪拜三家合作公司的收单业务，从而错失了发现财务舞弊的机会；三是没有对Wirecard存有争议的会计处理提出挑战，诚如毕马威在《特别调查报告》指出的，该公司将信托账户的资金列为财务报表上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不符合规定，按总额法而不是净额法确认来自合作公司的收单业务收入违反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笔者对表1的计算发现，Wirecard凭空消失的19亿欧元银行存款，与其2002年至2019年9月30日对外报告的净利润之和（19.224亿欧元）相差无几。除非是纯粹的巧合，否则这一诡异现象说明Wirecard虚构业绩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根据复式簿记规则，虚增利润必定虚增资产或虚减负债。根据笔者对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分析，Wirecard虚减负债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虚增资产的可能性极大。2019年9月30日，Wirecard的资产总额为70.015亿欧元，包括14.406亿欧元的无形资产、19.577亿欧元的非流动资产和50.438亿欧元的流动资产（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高达32.874亿欧元）。Wirecard承认19亿欧元的银行存款“可能不存在”，有可能暗示其过去长期虚构经营业绩从而导致银行存款虚增。果真如此，安永就应对其过去十年审计的重大过失承担责任。
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相辅相成，而审计质量的高低又与审计制度安排密不可分。Wirecard财务舞弊东窗事发后，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认为审计制度安排的改革迫在眉睫。当务之急是在欧盟建立统一的审计监管体系，避免成员国在审计监管上采取保护主义，并呼吁改革由上市公司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的落后制度安排。安然事件催生了美国审计监管体系的再造，但愿Wirecard财务舞弊也能像安然事件一样促使欧洲审计监管等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
10.舞弊防范不可守旧
Wirecard财务舞弊利用高度复杂的交易设计完成了一系列海外并购，并通过与托管方和其他第三方开展业务合作，将大部分现金流量留在透明度较低的海外托管账户，再利用线上支付业务量大难以核查等特点，为逃避金融监管和外部审计提供了绝好的掩饰，致使不少的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上当受骗。
财务舞弊与舞弊防范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财务舞弊手法的翻新，导致因循守旧的舞弊防范举措失，客观上促使查弊者开拓创新，不断提升舞弊防范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舞弊防范的创新升级，也会促使舞弊者想方设法翻新舞弊花样。其结果，财务舞弊与舞弊防范不断演化，双方的博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进入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财务舞弊与舞弊防范进入新一轮的博弈。唯有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赋能，创新舞弊防范的技术手段，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等查弊者才有可能在与舞弊者的博弈中胜出。譬如，区块链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望破解银行存款和应收款项的函证难题，抑制第三方配合造假。再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相融合、内部数据与外部数一体化的多维度财务舞弊识别模型日臻成熟，舞弊防范事半功倍已经成为现实。以上市公司为例，过去分析其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使用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舞弊识别软件，只要输入上市公司代码，即可瞬间生成该公司财务报告可信度是高是低的分析报告，还可从行业业务、财务税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数字特征等维度，清楚指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