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吕氏春秋》导读作者何志华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回忆：21世纪初香港经济不景气，因投资失利而轻生者众，社会上弥漫着伤感的愁绪，不知为何竟也影响了年轻一代，学生自寻短见时有听闻。《吕氏春秋》主旨即在贵生养生，合现世人心，这正好让学生理解自身生命的崇高价值，绝非外物所能比拟。望能推广其深邃精妙的哲理，也让大学以外一众市民及早感悟贵生之义，节欲早啬，长生久视，享受生命为我们带来的乐趣。
一代传奇商人吕不韦以为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落魄王孙异人“奇货可居”，经过一番神奇操作之后，异人回秦国继位，他担任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权倾天下。
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均为喜宾客之士，名重士林。吕不韦以秦国之强，在招贤纳士方面，竟不如四公子，因此亦招揽士人，吩咐食客人人各著所闻，集各论著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合共二十余万言，认为已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他更布书于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延请诸侯、游士、宾客等，称如有人能增损一字，即予千金。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之归入杂家，其内容以儒、墨、名、法为主，兼及多家思想。
钱穆先生高度评价《吕氏春秋》东学西移的贡献：“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其大规模的为东方文化西渐之鼓动者，厥为吕不韦。吕不韦亦籍隶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移植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
《吕氏春秋》一书内容十分丰富，清明将至，以下分别从“贵生”说、“养生”说择其精要分享之。
它开宗明义，便极言“生”之可贵。《吕氏春秋·贵生》云：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
“耳”“目”“鼻”“口”都应当为“生命”服役。既然本属“自身”范畴的“感官”，仍得为“生命”服役，则不属“自身”范畴的“外物”，更当从役于“生命”了。
亦从“贵贱”“轻重”“安危”三方面，以比较角度强调“生”之可贵。《吕氏春秋· 重己》云：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庄周梦蝶
《吕氏春秋· 必己》引述《庄子》之言：
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不材之间。材、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则不然：无讶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下一上，以禾为量，而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
《吕氏春秋》倡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其说既本庄子，其实亦见于《荀子·修身》：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也。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
可见《吕氏春秋》认为“生”远较“外物”可贵，即使面对重物如“天下”，也不能与“生”相比。《吕氏春秋· 本生》：“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指出“物”仅为“养生”之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可言。易言之，“物”之价值乃为“派生价值”，“生”之价值乃“自身价值”。倘若“生”之价值被否定，“物”亦无价值可言。
“欲”既得之于天，则非人力所能干预的，《吕氏春秋· 大乐》：
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
又《吕氏春秋· 情欲》：
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吕氏春秋》认为制欲殊非易事，只有圣人可以为之。《吕氏春秋· 情欲》：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
“节”意指“合理之限度”，而圣人就是从“合理之限度”考量，控制欲念。圣人能够成功控制欲念，异于常人，乃因圣人能得“欲念”之实质内容（即“情”），再从此等实质内容中得其合理之限度（即“节”）。易言之，圣人得见欲念之“合理限度”（即“欲之节”）。圣人之所以得见“欲之节”，乃因他们从“贵生”出发，以“贵生”作为终原则决定“欲念”内容实质之合理限度。
圣人以“贵生”为“节”的准则。《吕氏春秋·贵生》：
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又如《吕氏春秋· 本生》：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稷下学宫
《吕氏春秋》的“养生说”，究其原始出自齐国的稷下学派。它继承稷下学派的“精气说”，认为善于保存形体内的精气，便能长命不衰。因此，《吕氏春秋》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方法，借以保留形体内存的精气。概略言之，有以下四个重点：
（一）流动不郁
《吕氏春秋· 尽数》云：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䁾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府，处足则为痿为蹶。
可见《吕氏春秋》认为百病之源全在于精气郁结，为求精气流动不郁，应当保持运动，所谓“形不动则精不流”。
《吕氏春秋·达郁》曰：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菑。
《吕氏春秋》认为“精气欲其行”，具体言之，则为保持运动。保持运动，能使血脉畅通，筋骨坚固，而精气流行不郁，便“病无所居”，自能身强体健。
（二）少私寡欲
《吕氏春秋》认为“精气”安居于形体之内，不受外物干扰，则年寿得长，可以尽其天年。为免受外物干扰，则当少私寡欲，修养情性，追求平淡祥和，避免大喜大怒。
《吕氏春秋·尽数》云：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吕氏春秋》倡言少私寡欲，溯其源流，乃出自“贵生说”。“贵生说”认为君主养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戒除奢华的生活，自可全生保命。
《吕氏春秋· 本生》：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佁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蛾眉皓齿，酒池肉林
（三）饮食得道
所谓饮食之道，其实亦与精气说相关涉，《吕氏春秋·重己》云：“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可见饮食得饱，则使“胃充”，而“胃充”会使胸腹胀满郁结，不利于精气于体内运行，以致长生无望。因此饮食之道，在乎少私寡欲，进食力求清淡、合时。
《尽数》云：凡食无彊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至于饮食养生的基本方法，《尽数》指出应适度节制，“无饥无饱”。而饮食举止，则在乎“和精端容”，旨在不碍体内精气运行。统而言之，所谓饮食之道，其实亦与精气说相关连。
（四）善于养体
《吕氏春秋》讨论养生之道重在“养气”，而非“养形”。所谓“养形”之道，其旨亦在辅助“精气”，使“精气流通无阻”而已。
《吕氏春秋· 先己》：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终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治身”即为“养形”，《先己》指出通过“养形”，可以驱除体内陈腐之气，并且吸纳新鲜精气，从而得享天年。可见“养形”之道，推本溯源，亦在“养气”。至于“养形”的具体方法，相对于“养气”而言，乃专指养体、五官，而兼及心志的具体方法，其重点见于《吕氏春秋· 孝行》：
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龢煎调，养口之道也。龢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序用之，可谓善养矣。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云：“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营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庄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韩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至是几将合一炉而治之，杂家之起于是时，亦运会使然也。”《吕氏春秋》作为首部杂家文献，其成书于秦，实为时代所需，应运而生。
（文章摘自《经典之门·<吕氏春秋>导读》，作者何志华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