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莺
唐 李商隐
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这首诗作于唐宣宗大中初年，是诗人从桂管观察使（今广西桂林一带）郑亚幕府回京以后所写。这次回京之前，诗人在各地节度使幕府漂泊数年，他满心期待着能早日回到长安与家人团聚，也满心期待着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几年后，能从牛李党争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也期待着此次回京以后能为执政的牛党人士所宽宥、并得到他们的重用。
而在从南方回长安的路上，他还在那个巴山秋雨的深夜，写下了那首温暖世人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从这首诗中，你也能读出诗人虽处奔波之途，却仍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回京以后的事业和生活充满畅想的悦然之情。那么回京以后的处境到底如何呢？他被掌权者排斥的政治境遇有没有得到改良呢？所有的答案就藏在开篇这首《流莺》诗里。
这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咏物诗。咏物诗历来难写，要么写的有形无神，只停留在“物”的表象，读起来既没有生命力，也难以令人感同身受；要么写的刻意牵强，直白地将自己的心情附着在“物”上，读起来既味同嚼蜡，也无法令人产生共情。而只有当诗人们与所咏之物，在某种境况下产生灵魂契合时，才能写出“物我相忘，形神兼备，情感共通”的咏物诗来。如这首《流莺》吧，商隐看到啼声婉转悦耳却又无处栖身的“流莺”，就像从某个镜像中看到了他自己，像是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被命运捶打、被世界遗弃，他怜悯流莺，心疼流莺，终发现可怜的却是他自己。于是他提笔咏物，以“同命相怜”的心境为流莺、也是为他自己写下诗篇。
“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首联描述“流莺”的处境。流莺是指没有固定巢穴、居无定所的黄莺，它们没有家，只能到处飞来飞去，有时候寄人篱下，不几时又得飞走，犹如浮萍一般，飘荡无依。首句的“飘荡复参差”值得玩味，一个“复”字串联起两个同样意义的词，给人一种流莺无法停歇、永远飘荡的压迫感和沉重感，惟其飞到力竭或飞到生命的终点，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才可停歇。商隐就是喜欢用这种“同类（或同义）重叠”的意象，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夯入，比如他用“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来表达爱情的无望，用“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表达自己的悲痛，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表达自己远离家乡、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谓商隐诗中独创的一大艺术特色。
那么流莺这样纵贯一生的悲剧命运能改变吗？它能反抗吗？并不能！诗人在第二句给出答案。“度陌临流不自持”，它们飞过乡间的小道，越过激湍的河流，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有很多人认为“不自持”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不能自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被命运束缚着，进而暗示出诗人自己有理想有抱负却不为当政者所容的处境。这当然是对的，也符合诗人的心境。但仔细玩味，你却能读出更大的悲哀。近代有学者曾指出，李商隐的悲剧，不单单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晚唐中下阶层知识分子的悲剧，那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却被迫无所作为的时代，底层文人要在那样一个时代做出杰出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李商隐这样有大才的士人来说，就真的没一点儿进身的可能吗？有倒是有，你要想进身，想进入朝局中心，就得改变自己的操守，去攀附当政者，与那些弄权祸国的人同流合污，你要想“欲回天地、澄清玉宇、致君尧舜”，就首先得使自己肮脏。你要想改变那个时代的面貌，首先得适应那个时代的黑暗，甚至要让自己变成黑暗的一部分。若要想屠龙，你首先得变成恶少。这就是李商隐的悲剧和无奈，他不可能改变自己成为“恶少”，也就无法挤进权力中心，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如果说首联描写的是流莺的处境，那么颔联就开始走心了，也开始在“物我”共鸣中有了某种灵魂契合，而诗人的内心世界也就逐渐为我们打开。别看流莺的命运是悲剧的，但它的啼声却是美妙的，是悠扬动听的，它能将春心唤醒，也能在悦耳的鸣啭中给人带来希望，这是一种期待在春天的良辰美景中有好事发生的希望。那么真的会有好事发生吗？未必吧！命运的根源是悲剧，那么即使春天的美景再怎么生意盎然，也并不是自己的佳期啊。
流莺的巧啭，正如诗人的才华，他是那么的想要被世人认可，被世人看重，但这良辰美景、春日佳期好似和他没什么关系，他的“巧啭”，他的低吟，也只能是人家奢靡生活中的点缀罢了，他永远也进入不了核心圈子，纵使你有再深重的本意，这佳期也不属于你！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流莺的巧啭啊，在春风怡荡的清晨，在秋露降下的夜晚，在长安城千门万户开闭的时候，它兀自啼啭，唧唧喳喳，它是如此悦耳，又是如此落寞。这一联的语境中就暗含着诗人“自说自话”的悲苦，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无论人们在做着什么，流莺的巧啭都像是只在唱给自己听，像是孤芳自赏，又像是苦苦哀鸣。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前三联诗人都是借着流莺的处境，含蓄隐幽地讲述自己的心境。到后一联，他终于在这种情感共鸣中爆发出了深重的同情，同情流莺，也同情他自己：我本伤感于春天的凋逝，更不忍心听那流莺的哀鸣，然而在这偌大的长安城中，又有哪支花梢，愿意给那流莺栖身呢？凤城，长安别名，现在西安的北郊地区仍然被称为凤城。此时的商隐，同这只流莺的境遇是如此的相似，诗人同情流莺的无枝可栖，也正是同情自己进身无路、欲济无舟楫的窘困。这就回答了文章开篇的问题，他从各地幕府回到长安后，政治境遇得到改良了吗？答案是并没有，甚至更糟了。
唐宣宗大中初年的政治形势是，牛李党争经过激烈的角逐后，牛党胜，李党败。大唐贤相李德裕被贬往岭南，而经李德裕提携起来的人也都贬谪的贬谪、罢官的罢官，而李商隐这个被认为是李党末流的文人，也就很难再翻身了。他早年的恩主令狐家族，是牛党的重要成员，也早已对商隐恨之入骨，不仅不会提携他，甚至每每在关键时刻压制他。而商隐的依靠，他的岳丈河阳节度使王茂源，也已在会昌年间征讨昭义节度使刘稹的叛乱中薨逝。用某位学者的话说就是，从郑亚幕府回到长安后，李商隐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靠山了。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基本宣告结束。
于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首诗，才心疼地读出了“字字泣血”的悲痛。凤城何处有花枝？怎么回答诗人这叩问灵魂的一句呢？凤城花枝，却没有一枝是你的。
时运不济，谁悲失路之人？命途多舛，劝君多读李商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