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什么时候离开北大的？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12月15日，北平被解放军包围。虽然此时***对他的老师胡适放出话来，说只要胡适先生留下来，就让他当北平图书馆馆长。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
北京大学胡适的毕业赠言
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胡适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18年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民族的失败都是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你拿了就无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人才挤掉的。打不破“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已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靠得住。 三十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临别赠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少的劳力，获大的成功。 蒋梦麟是蔡元培校长的早年学生，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杜威。归国后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一职，并常代为处理行政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蒋梦麟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胡适去世后，他的后人去哪了？
1962年2月24日，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胡适在台北病逝，享年70岁。他为人绅士，不在乎荣辱，专注于学术，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作为民国的文人之一，他备受瞩目。而由于他自身的名气原因，胡适先生的后代也自然关注度是较高的。
胡适先生有两子一女，长子祖望、次女素斐、幼子思杜。而胡祖望也生下一儿子叫做胡复，是即胡适先生的孙子。
先说长子，长子祖望名字其实有故事的，他因距胡适母去世仅几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与光宗耀祖的意思。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不过还没完成学业，就去了美国名校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曾在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上过一段时间班，之后担任过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与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退休后一直定居美国，于2005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5岁。
次女素斐，很不幸，在她五岁时候就早夭了。对于这个女儿，胡适在后来也很是自责，曾说道自己因痛失女儿哭过很多次，他不止一下的说：“如果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
幼子思杜，名字也有内涵，胡适给小儿子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他在后来由于忍受不了他人的批判，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结局很是悲惨。
孙子胡复，取名以复兴中华之意。他和爷爷、父亲一样都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因小儿麻痹症脚有残疾，至今仍是单身，现在仍然定居美国，是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胡适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大家怎么理解的？
胡适是文科生，拍脑袋捏造各种概念，比如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胡适发明的，但科学界都是不承认的。
明确的告诉你，狮子是群居的动物。不仅母狮群居，雄狮也需要结成雄狮联盟才能夺取王位。
而狐狸是独来独往的动物。多就是父母带着未成年孩子一起生活。孩子成年了必须离开。
瞎编心灵鸡汤是文科生的一贯传统，但绝大多数是错误的
大学毕业对母校的赠言,北京大学胡适的毕业赠言
胡适给毕业生的赠言三篇：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胡适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饥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页书。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民国18年6月25日怎样才能不受人惑？——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胡适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朋友们大家珍重！(胡适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第三个方......余下全文>>胡适为什么要南迁北大？
主要是美国人杜威的两个学生，一是胡适，另一个就是蒋梦麟联合起来干的，当然还有其他人也被挟裹于其中。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胡适就跑到上海去接杜威去了，甚至他想把陈独秀也一起拉去上海，免得他在北大“鼓动学生闹事。”
当五四运动爆发后，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并且向南方渗透后，北洋政府用生命威胁与炮轰北大逼走了蔡元培。
蒋梦麟与胡适马上就北上了，拿到北大的代管权，劝说北大学生退出学运，并且说服了学生傅斯年与罗家伦。
然后在北大学生中发起倡议书与签名信，企图通过类似于“公投”（这个词熟悉吧？外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分离出去的）的方式将北大迁往上海。
为什么美国的信徒如胡适、蒋梦麟之流热衷于将学运扼杀于启蒙状态呢？
这就与美国的“民主输出模式”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当时是崇尚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美国除了反对其他任何单独霸占中国以外，凡是发生在中国的民族自醒、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运动，都是美国所反对的。
五四运动无疑是当时近80年来，中国影响空前的民族自醒与民族自强的运动，对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民众有巨大的影响，这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看了《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与胡适之为了“北大搬迁”一事的对话外，不禁感叹：
胡适在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判断与陈独秀有巨大的差距，一个是小学生，而另一个是教授。
然而可笑的是，这个不学生的社会职务却是一名教授。
直到今天，这样的教授仍不是少数。
他们在民族大义与个人私利的选择上，犹豫不决，而终做出的选择却是个人的利益，凡是在美国式民主影响下的那些所谓学者、教授等，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一个民族，一个的精英全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这个就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陈独秀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对胡适大声喊叫：“你这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了，而胡适太多了
有谁知道，胡适的二儿子为什么取名胡思杜？
胡适开创了中国的哲学史，是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他有二子一女，长子名叫胡祖望，出生于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亲离世仅有四个多月，取名“祖望”有遥望祖母之意。
二儿子也就是幼子，叫胡思杜，1949年全国解放时，志愿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父亲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划分为斗争对象。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连遗体也不予保留。现在，胡适墓旁的胡思杜墓为其衣冠冢。
胡思杜名字的由来也有些意思，他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一天正好是胡适的生日。父子二人出生日期相同，胡适为他取名“思杜”是为了表达对自己的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的。
胡思杜与他不喜欢政治的哥哥不同，“善交朋友，好玩乐。”（罗尔纲语）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一度坠落过，他担心幼子也蹈自己的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特意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呆到1948年夏才回国，回国后已染上了吃喝的恶习，他归国是被海勿浮学院驱逐的结果。望子成龙的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因而思杜回国后，胡适的众多朋友为他介绍工作，但都被胡适拒绝了，他认为这个儿子不争气、不可胜任各种工作。
后来，胡适出面，安排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去工作，寄希望他能多读点书长点学问。
1948年12月的北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载出陷在北京的名人、专家、学者。胡适是第一批被“抢救”的对象。
思杜不愿随父母南下，还劝慰父母也留下来建设新中国。他认为"我们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于共产党人的事，他们不会为难我们的。”。而胡适坚持离开，并且还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今后成为名言：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句话表明胡适对共产党并没有真实的认识，也因为这种认识，导致了胡适上了第二批战犯名单。
北京解放后，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人大的前身）政治部学习。由于胡适当时被称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胡思杜也身不由己背负着罪孽。但他内心急切盼望新政权的肯定。他要与他的父亲划清界限，于是，写下《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的思想报告，胡思社毫不留情地使用了大量的诸如“走狗”、“罪恶”…………之类的词语。
胡思社因此举动，得到了赞赏，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此文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
胡适先生获悉后，自是怒发冲冠随即说出：“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思杜原意是以此文表明自己与胡适划清了界线，可一石击起千层浪，胡适的那句“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让胡思社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胡思杜生命的后几年与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有过接触；其他的留在大陆的亲戚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主动不与他们往来，而思孟是个工人，又目不识丁，不用考虑什么后果。
由于胡思杜身背父亲的阴影，三十好几的人了，仍没成家；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尽量保持乐观心态，可身份一直是二等公民。1957年，中央号召出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认为向社会作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地向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曾想此为“引蛇出洞”之举，风云突变后，他被划成了“右派”。
不管如何努力，"胡适儿子‘’的标签他怎么也擦之不去。在当时的年代，他的梦想、他的贡献都容易被忽视！终于，他承受不了一连串的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在万念俱灰的状态中上吊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