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小景》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都具有外形的健美和内心的壮美，是一对表里一致、形神和谐的美的形象。男主人公摊佑是“唱歌圣手”，有着“超人壮丽华美的四肢”，充满青春的活力；他热爱生活，“微笑着思索人生苦乐”，感到“人实在值得活下去”；他勇于追求纯真的爱情，那么狂热，那么执著，为了爱，可以“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情愿抛弃寨主家庭优裕舒适的生活。女主人公“天真如春风，快乐如小猫”，有着迷人的姿态、透明的心灵，“一微笑，一目夹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她意识到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定做人比做神好，觉得“我们来活活泼泼的做人，这才有意思”。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倾注了满腔热情，以夸张而不失其真的手法描写了他们的外形美和内心美，尤其着力挖掘他们内心的人情美、人性美。与此相适应，在小说的结构布局方面，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男女主人公恋爱和幽会的经过，而采取以情系事的方法，即以人物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维系事件和场面的描写。先写这对情侣在幽会中梦幻般的狂欢情景，通过几段情文并茂的对唱和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从各个角度集中表现他们心心相印、忠于爱情的高尚情操，竭力渲染他们为爱情的幸福所陶醉的心理状态；其间巧妙地穿插叙述本民族英雄追赶日月的神奇传说，既衬托了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情，又为后来男女双双殉情的悲壮结局埋下了伏笔。然后，笔锋一转，写他们在幽会即将结束时的忧虑，其间又巧妙地插入关于本民族原始野蛮习俗的叙述，并顺势交代这对情侣的恋爱经过，从而揭示出爱情理想同残酷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使他们从幻美境界陡然落到现实境界。于是，他们思考着，“爱难道是同世界离开的事吗？”他们探索着，但“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只好怀着一种天真却是坚强的信念，把理想寄托到东边日月所出的地方。他们嫉恨现实，痛不欲生，但并不绝望，不颓丧，因为他们相信爱情是永生的，相信“爱情是各处可到的”。因此，他们在临死之前，仍然微笑着，望着理想世界，准备去培育他们的爱情之花。这样，作者就把这对情侣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及其所体现的人情美、人性美发挥到了。
美的意境。沈从文写小说，既重写实，又重想象，主张“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他又擅长“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夫妇·后记》），力图借助幻想和感情，“达到人与美与爱接触的路”（《阿丽思中国游记·序》）。他的这些独特见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才能，在《月下小景》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作品以写实与梦幻相结合的方法，点染着柔和的月光、青翠的山色、沁人心脾的山果芳香、清脆细亮的马铃声响，融入关于月亮的神奇传说，似梦非梦、优美动人的情歌对唱，似傻非傻、情深意笃的窃窃私语……构成一个明丽如画、幻美如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话般的艺术意境，让主人公在这样的境界中来演出他们的悲剧，来寄托爱情的理想，谴责“魔鬼所颁的法律”。这个意境，声、色、香俱妙，情、景、意交融，一切景物都渗透着作者的感情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贯穿全篇始终的“月亮”，也成了有情之物，随着主人公感情的波动和心理的变化而波动、而变化：主人公微笑它微笑，主人公忧郁它朦胧，主人公殉情它隐去。这个美的意境，同作品所创造的美的形象显得十分和谐协调，它把自然美与人情美糅合一体，相映交映，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享受。
由于“每一个村落皆保持同一魔鬼所颁的法律”。所谓“魔鬼”显然是指封建统治者及其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整个作品处处流露出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以理性反对蒙昧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其锋芒所指，无不对准黑暗、腐朽、野蛮、残忍的封建势力。应该肯定，这是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在作品中的鲜明反映。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沈从文对旧社会“缺少愤怒”。有人认为，《月下小景》只是着力描绘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结尾又带有极浓厚的浪漫色彩，“因而使人读后产生不出悲愤的感情”。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着力挖掘生活中的美，并把它提炼为艺术美，创造美的形象和美的意境，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对于美的热爱、欲羡和追求，而且可以激发人们对于毁灭美的丑恶势力的憎恨、谴责和反抗。悲剧也不一定要写得凄凄惨惨，血泪斑斑。竭力渲染美的、有价值的事物，这种美的、有价值的事物一旦被毁掉，势必大大增强悲剧果，引发欣赏者一种崇高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模仿，诗人就应该向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诗学》）《月下小景》的创作，不是正好合乎亚里士多德所阐扬的这一美学原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