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山起义后，中共胶东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部队或直接使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的番号，或起义后迅速归拢到“三军”旗下。
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及威海地方党组织成功地举行了威海起义。这是中共胶东特委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取得抗日武装起义胜利的范例。
抗战爆发后的威海，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很活跃，这是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建立，总部在北平。
1937年10月，山东省“民先”队部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派出一批“民先”队员到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省“民先”队员孙明光（原名孙玺祺）因其胞兄孙玺凤在威海卫任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被派到威海卫开展工作。
孙明光到威海后，利用专员弟弟的有利身份，到处活动，宣传抗日。他先是与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委员李紫辉接上了民先队的关系，向临时工委汇报了来威海的任务，又通过李紫辉等人的介绍，与威海中学教员袁时若、赵野民，国民党第三路军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端夫，国民党驻威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接上了关系，为起义积极地进行准备。
当时，威海社会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威海商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威海的代理人，他们妄图以出卖威海为见面礼，投靠日本当汉奸；警察局长郑维屏，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与商会“勾肩搭背”；驻威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教导队的官兵有爱国之心，中队长郝道逵等人是民先队员，倾向抗日，但因威海卫管理公署克扣军饷等事，与专员孙玺凤有矛盾，属于一股中间力量；孙玺凤有爱国热忱，倾向抗日，但信心不足，孙玺凤想离开威海，又受到郑维屏的百般阻挠。
针对这种情况，胶东特委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决定由党组织和民先队团结政训处，争取海军教导队，孤立商会和警察局等反动势力，联合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发动威海起义。
当时的关键人物是专员孙玺凤。孙玺凤既具有爱国热忱，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又对南京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对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估计不足，正处在犹豫和苦闷之中。1937年11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派林一山到威海，经孙明光引荐，与公署专员孙玺凤进行了多次谈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析抗战的形势，指出只有共同抗战才是正确的出路，同时也尊重他的个人意愿。由于党的统战工作的及时细微及当时紧迫局势的触动，他终下决心接受胶东特委的主张，支持起义。
1938年1月上旬，理琪等特委成员相继到达威海卫，隐蔽在孙端夫家里，多次开会研究起义有关事宜，对起义作了周密安排。由于孙明光、孙端夫等人的活动频繁，引起了郑维屏和商会头目的注意。警察局长郑维屏与商会勾结，极力压制异己力量，威海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起义迫在眉睫。
1月14日，理琪派于烺回沟于家搬兵，以壮大起义力量，但因武装人员都在昆嵛山一带活动，来不及调派。于烺便临时组织一些青壮年、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赶往威海卫。15日凌晨，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100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
威海卫管理公署办公楼旧址
上午9点，理琪与孙玺凤作后的交谈，孙玺凤对起义表示支持，愿意把公署仓库的一部分***、装备交给起义部队，他自己则要带着印鉴和公款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理琪当即表示：专员在威海期间，我方，专员要走，我们护送出境。
当天，警察局长郑维屏闻到风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布下了警力。下午3时，商会纠集一伙暴徒，在公署大门口闹事，叫嚷要孙专员把公署的***和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们。胶东特委马上组织参加起义的学生和农民将暴徒驱散，海军教导队的郝道逵和周军需官也带人赶来支援。孙玺凤指责郑维屏不维持社会治安，让暴徒聚众闹事是严重失职，郑维屏也就不敢再轻举妄动。此时，军火仓库已打开，起义队伍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军毯等军用物资。
16日晨，起义队伍在专员官邸前集合。孙明光先领大家高唱救亡进行曲。接着，理琪讲话，他指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要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打鬼子，保家乡，我们要到农村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他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反动分子破坏和捣乱。后，理琪号召起义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抗战的后胜利。
下午3时，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孙玺凤与孙明光登上了开往香港的邮轮。下午4点半，起义部队100多人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向文登沟于家村进发。
威海起义的成功，使“三军”人枪倍增，军威大振。文登县县长李毓英在威海起义的当天仓皇潜逃，文登县政府即日将“岭上事件”中被捕的宋澄等26人释放。这次起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影响，对“三军”的迅速发展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