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照常雇人清理窟内泥沙，突然听到壁面发出响声，随即裂开了一道裂缝。他疑惑地敲了一下墙壁，竟然有声音传出来。于是，他们拆除了墙面，就被里面的景象震撼了：大约几丈见方的复洞内，堆满了叠放整齐的白布包，每一布包裹着经10卷，从窟底排放到窟顶，又有数不清的佛像平铺在白布包下。这个洞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约5万余件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重见天日。
即便他才疏学浅，不能掂量出文物的价值，但是藏经洞发现宝物时，数人在场，就不可能做到秘而不宣。作为道观的负责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官府报告。
然而当他给敦煌县令严择报告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接着，王圆箓又向廷栋送去一箱经卷，谁知道对方竟然说道：“你这经卷上的字还没有我写得好啊”，再次没有把文物当回事！
1902年，他挑选精美的几幅画作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翰，汪宗翰打开经卷一瞧，马上给当时的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写了报告。
这时候，叶昌炽察觉出了古物的价值，建议运送到兰州保存，可因为无力筹得白银，且价值甚微，衙门也只发给了敦煌县衙一道“经卷佛像，妥为封存”的公文。
1904年，他斗胆向慈禧写了一封信，然而当时清朝廷已自顾不暇。
就这样，文物或由王圆箓报送，或成为了当地官员巴结上司的贵重礼物，没有一件被官府和朝廷收藏。佛学著作浩如烟海的敦煌藏经洞，错过了一个又一个被保护的机会！
而此时，国外的那些“探险家”却抢先发现了这个机遇。
首先来到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是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者斯坦因。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一行人到达敦煌。到敦煌不久，他从乌鲁木齐商人那里知道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引发了他的兴趣。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注意，刚开始王道士并没有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每天夜里由他入洞取出一捆写本，让斯坦因翻阅检选。
没过多久，斯坦因便用很少的银元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等艺术品。
1914年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经过交涉，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卖给了斯坦因。
继斯坦因之后来到的是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
1908年2月，伯希和一行人来到莫高窟。他们深入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
因伯希和会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因此得以进入藏经洞。
伯希和用三周的时间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了一遍，选取了大量文献。
这一次，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士同意以500两银子的价钱把伯希和挑选的这些文献及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等，总数约10000余件卖给伯希和。
很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敦煌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
藏经洞发现后，盗宝者纷至沓来，至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的到来，成为后一个从敦煌藏经洞劫走大宗宝藏的外国人。
1915年1月26日，他带领的考察团回国，带走了测绘的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复描的几百张绘画，拍摄的两千多张照片，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掠走了几十身彩塑，以及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装满了几大车，浩浩荡荡地运回俄国。其中幡画66件、绢画137件、纸本画43件、壁画14幅、彩塑28尊、织物58件、近2000张照片等。
短短10余年，除了被国内官员瓜分，还被来自匈牙利、法国、日本等各国探险家和学者洗劫一空。
藏经洞的发现，给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带来了盛誉，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劫难。
陈寅恪先生在1930 年为陈垣《敦煌劫馀录 》写的序言中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相信这句话说出了百年来国人的真实感受。
@温书楠对于王圆箓的评判，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在余秋雨的笔下，他是无情的文化践踏者，更是劣迹斑斑的罪人。
一个卑微的小道士，过去却常常一个人背上了民族的伤痛。
不可否认，王道士知识的缺乏，让藏经洞和莫高窟遭受劫难，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但是王圆箓是想保护好这些文物的，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处在那个年代，他做不到，他的能力，他的身份，都不允许他保护好这个地方。
小人物创造了大历史。这究竟是小人物的幸运还是大历史的悲哀，谁又能说得清呢？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留下评论。
参考资料：
1、张振国《是是非非王圆箓》；
2、樊光春《敦煌道士王圆箓评传》
3、石英《小道士与莫高窟》
4、邓衍明《敦煌遗书的苦难之旅》
5、《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始末》
图片人物依次为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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