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队：只有四支手枪枪毙汉奸才使用-----------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共的“红色卧底”不可谓不多，但解放后、去世后仍“深度潜伏”30余年者，恐怕就仅此一人了。
一位曾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功臣，在经过40多年默默无闻，差点被历史湮灭的时候，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的真实版“潜伏”经历——他就是傅作义将军身边的重要助手和亲信幕僚，被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誉为“隐蔽典范”和“白皮红心”的阎又文。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颇令人费解——既为中共党员，又立了碑，理应写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绝口不提。新中国成立后阎的历任职务清清楚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去世时，阎家6个孩子，大的24岁，小的女儿才8岁。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带来了厄运。他们在人生紧要关口(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几经坎坷，受尽牵累，付出了几乎终生的代价。
为了弄清真相，阎家子女曾到统战部查询，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他们还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都没有答案。阎家子女判断：“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少。”
直到1993年，阎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现了拐点。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阎绥兰的领导。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得知他们家的情况后曾意识到什么，但也无从求证。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而阎又文作为傅作义的秘书，曾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统一个春节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地下工作者的外交学院副院长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和他的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阎又文的子女。”王玉揭开的谜底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地下党员、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而王玉，就是当年中央派出与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在王玉的带领下，阎家子女见到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罗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1993年，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的工作单位发去公函，称“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