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那一年的梁启超36岁，距离以康有为和他为首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整整十年了。
然而他却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没有忘记自己的改革使命。就在1907年10月，他和一群维新人士，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好处。
不到半年，政闻社就因需要，从东京迁移到上海。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得遥控指挥。
然而，由于慈禧对康梁的怨恨，很多支持君主立宪的官员，也不敢接近政闻社。果然当年8月3日，慈禧太后将梁启超再次定为“忤逆”要犯，刚刚成立的政闻社，被迫解散。
那时候的梁启超，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庭开销巨大，入不敷出。如果不是朋友的救济，他的收入可能没有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拮据的生活，并没有让梁启超放弃自己的政治梦想。
他一边继续通过书信，向国内的立宪运动摇旗呐喊；另一边，他在准备一件大事，出一本书，为一个被抹黑千年的改革者也为自己洗刷冤屈。
梁启超对这位改革者有一句评价：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人，那么仅仅他可以配得上这样的名称。然而这样伟大的人，却蒙受了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甚至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冤屈还没有洗刷。所以我每次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失声痛哭。”
而这个改革者，就叫做王安石。梁启超在他潦倒之际，也要完成的书叫《王安石传》。
可能我们会产生一种疑惑，王安石不是唐宋八大之一吗？不是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吗？不是一心为民的改革家吗？
这样的改革先驱，人们为他鼓掌喝彩还来不及，怎么会蒙受天下人的指责，还需要梁启超给他平反？
其实，王安石的好名声，正是因为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才在世上流传的。
早年，也就是变法失败后的八九百年内，人们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否定和厌恶远远大于对他的赞赏。
在南宋开国的时候，皇帝宋高宗赵构，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王安石自任己见……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王安石这个人一意孤行地蒙骗宋神宗变法，他才是祸乱天下的罪魁。而并不是神宗皇帝的意思。宋高宗不仅把北宋灭亡的锅甩到了王安石身上，还把变法的原名从“熙丰变法”改名为“王安石变法”。
抛开后世，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除了曾巩以外，均对王安石变法，均表示激烈的反对。
苏轼的父亲苏洵写了篇文章，叫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辨奸论》来羞辱王安石。里面有一段话用语极其狠毒：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意思是，现在有些人，满口孔老的话，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这是王衍和卢杞（弄权、祸国之人）结合体。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
也正是因为对变法的意见不同，让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个大文豪，产生了一生的羁绊。
要说王安石这个人，私德和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未满二十三岁就高中进士。勤俭节约、孝顺母亲、一心为公。宰相文彦博、欧阳修，都对他极为赏识。
朝廷也多次提拔他到京城来当人人都想做的京官。可是王安石却屡屡拒绝，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自己资历还浅，不想在京城里边的里头再混吃混喝过日子，想去基层做点具体的事情磨砺自己。
他在基层的确也政绩突出，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在进京述职的时候，提出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阐述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也为他多年以后入朝主持变法，埋下了伏笔。
可见，他的能力和人品没有污点的。在所有人都抨击王安石的时候，他的死对头司马光都忍不住在《资治通鉴》出来为他辩解：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如果说王安石这个人奸邪，这实在是诋毁太过了，他只是不晓事理，又太过执拗了而已。
其实，说到底，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和为何被辱骂千年，其实无非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性格太过执拗，得罪很多人。
在之前王安石有个长官，长官叫韩琦。他们曾一起在扬州共事。
这王安石有个毛病特别爱学习，每天通宵达旦地读书，早上就眯了一会，不洗漱梳妆就直接到单位上班了。
韩琦恰好是一个特别讲究仪表的人。当时北宋的风气比较“开放”，看见小年轻每天早上都这样，长官才不会认为你通宵达旦地学习呢，肯定是去风花雪月的场所鬼混了。于是就经常教育他。
要是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赶紧去解释。王安石却不这样，坚决不解释。私下里和同僚说过这样的话：“不了解我的人，我不会跟他解释，我继续坚持我的自我。”
你说这样的性格能不得罪人吗？以至于有不少人对王安石的诋毁只是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不满。
第二个原因，王安石用人行事，过于独断专行。
在这一点上，苏轼和弟弟苏辙，是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在王安石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特别是苏辙，是比较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建议：
“做事情要分清轻重缓急。目前变法的条目太多，却没有安排好孰轻孰重，这样是十分低的。应当把正确紧急的事情（赚钱的“青苗法”）放到前头，后面的改革才能有持续的资金支持。要是把别的事情放到前头，目前的财政根本支撑不到变法结束。”
这个建议与王安石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变法初期，两兄弟被王安石所重用。
然而，在这个时候，王安石执拗的一面又表现了出来——他不允许任何人对变法有任何意见。
他觉得这样，新法的性和执行率都会得到动摇。
比如他的贵人欧阳修，他在执行青苗法的时候，对新法提了一点意见，立马就被王安石排挤。并且王安石还跟别人说：“修，善从俗流。”
苏轼也受到了像欧阳修一般的待遇。在史料中，苏轼代表的往往是保守派。
然而他却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也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在打压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的看法完全一致。
但不同的是，他反对王安石采用暴风雨式的强硬手腕发动改革。
他们兄弟二人认为，变法并非不可，但不应该急于求成，而应当循序渐进。
而当时王安石又干了一件，苏轼极其反感的事情——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在礼法上能站得住脚，“窜改”对经典的解释，让“合法性”站在自己这一边。还发明了一种学说，叫“文字学”。
苏轼开始就在各种场合来冷嘲热讽王安石的观点。
有一次王安石又在宣扬他的“文字学”，苏轼就出来抬杠：按照文字学，“波”应该怎么解释？
王安石说“水之皮”，三点水过来一个皮。苏轼接着就说：按照你的理论 “滑”这个字，不就是水之骨吗？水何来的骨？而且水之骨又和滑原本的意思有何相似之处？
王安石哑口无言，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让王安石在各种场合不断出糗。
他的态度，也让王安石知道了他对新法的反对。
有几次，宋神宗想要提拔苏轼，都被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断然拒绝。并且向皇帝，痛斥苏轼的缺点——虽然他有学问，但是心术不正，不利于变法的执行。
于是，皇帝对苏轼就开始疏远了。改革派也开始对苏轼进行各种排挤。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发现自己在朝中已经无立足之地，为了避免进一步被迫害，申请皇帝将自己外放。
皇帝因为爱才也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被外放杭州做通判。而他的弟弟早在两年前就被贬谪了。
苏轼在杭州，一待就是八年。这个期间的王安石的改革，没有因驱逐保守派就顺利下去。
王安石因受谗言两度被罢相。朝中的权力被改革派中的阴险小人所把控。
苏轼也在这个时刻遭到了人生中大的危机。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忽然被调为湖州知州。
上任后，按照惯例，他立马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
但苏轼是大文人，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忘记加上点个人情感。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词，比如他说自己：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自己的愚蠢不符合时宜，没办法跟上目前“新党”的进度。
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借着讽刺自己来讽刺朝廷。“指桑骂槐” 、“包藏祸心”，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同时他们从苏轼诗作中也扒出了苏轼大量的隐含“讽刺”朝政和皇帝的句子。
一时间，朝廷内外全部都是要求严惩苏轼的声音。
当年七月，苏轼被御史台逮捕押解京师，同时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的“乌台诗案”
当时当政的新党，想要苏东坡置于死地。朝中欣赏苏轼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改革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出人意料的是，当初竭力打击苏轼的王安石，也站出来为苏轼说话。
早已经退居到南京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上疏神宗皇帝，告诉他：一个合格的君主，是不应该随意杀害知识分子的，何况苏轼是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虽然王安石已经退居南京，但他的话在当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毕竟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是他的改革启蒙老师。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被整整地拘押了一百三十天的苏轼，得以活命，以戴罪之身被贬黄州。
那一年，王安石已经五十八岁了，皇帝依然给他保留了宰相的待遇，并且对他的生活极度的关心。然而他却想逃离政治纷争，希望像一个平常老人带着自己的文学融入生活。
他对曾经的政敌，苏轼十分关注。一旦有人从苏轼所在的地方来，他都会迫不及待的问他苏子瞻近可有新作？
有一次，苏轼在黄州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眼生花。”——《雪后书北台壁（其二）》
王安石大赞，他的女婿就问，这句诗好在哪里，我完全不懂呀？是不是下雪了把玉楼冻得起了米粒儿，又把海冻成了银海？
王安石说，苏轼用了两个道教的典故，典故是，把人的肩膀叫做玉楼，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
所以这两句是说，天太冷了，冻得肩膀缩起来了起了鸡皮疙瘩。雪太白了，把眼睛都炫得生花。
后来苏轼自己承认，玉楼和银海，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就以为是蔡卞的那种解释。
也正是在黄州，苏轼写下了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之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元丰七年（1084年），或许是皇帝想起了苏轼的才能，也不忍心他在偏远的黄州终此一生，于是，神宗下圣旨让苏轼前往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任职。
就任路上，苏轼突然决定一件事情，要前往江宁，曾经的政敌王安石见面。
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那么当苏轼站在江边，王安石骑着那头的小毛驴向他走来。
昔日叱咤风云的宰相，在此刻显得格外落寞，像是一个孤寡的老人。苏轼的内心既难过，又有一丝感动。
两人赶紧相迎上去，握住了对方的双手，两人相视无言。
还是苏轼用开玩笑的口吻来化解了当时的难为情，说：我今天斗胆穿着一身乡野匹夫的便装，就来拜见丞相。简直是失礼啊！
王安石朗声大笑：繁文缛节，岂是为你我二人准备的。
彼时的王安石63岁，苏轼47岁，在多年以前他们曾是彼此攻击的政敌。但一切的争端，都源自对的热爱和对政治的不同见解，不关乎个人。
而此刻他们彼此欣赏着对方的才情。在山水之中，两位曾经的政敌，一笑泯恩仇。
之后，苏轼逗留金陵一个多月。两人同游、对诗、言欢，苏轼甚至说道，如果十年前我就知道，您是这样的人，我一定拜在您的门下向您求学。
1085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和高太后尽废新法。次年的4月，王安石病逝江宁。被追认为太傅。
时年苏轼已回到朝廷中任中书舍人，他在草拟的《王安石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这位亦敌亦友的人：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也许，在王安石病逝前夕，他的心中仍然牵挂着家国，也依然存放着自己当年的梦想。或许早他刚刚踏入仕途时那首的诗，能够很清楚地表达他的雄心壮志：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高层。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古文观止》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