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称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郁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译】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再没有能与之媲美的新作。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骚》了。这是在《诗经》之后兴起，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从前汉武帝喜爱《离骚》等篇，让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刘安认为：《国风》言情并不过分，《小雅》讽刺也很得体，而《离骚》等篇正好兼有二者的长处。屈原能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浊的环境，能够消遥于尘俗以外，其清白是染也染不黑的，简直可以和太阳、月亮比光明了。但是班固却认为：屈原展露才华，怀着怨恨而投水自杀；他在作品中讲到后羿、过浇、二姚的故事，与《左传》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讲到昆仑和悬圃，在儒家经典中没有记载。不过他的文辞很华丽、雅正，是辞赋的创始者。所以，屈原虽然算不上贤明的人，但可以说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后来，王逸却以为：《诗经》的作者说什么曾提着耳朵警告，屈原就比这和缓得多。《离骚》里边常有根据经书来写的，例如说驾龙乘凤，是根据《易经》中关于乘龙的比喻；说昆仑和流沙，是根据《禹贡》中关于土地的记载。所以，后代学者们所写的辞赋，都以他为榜样；的确是和金玉一样值得珍贵，历史上没有可以和他并称的。此外，如汉宣帝称赞《楚辞》，以为都合于儒家学说；扬雄读了，也说和《诗经》相近。刘安等四人都拿《楚辞》比经书，只有班固说与经书不合。这些称赞或指责都着眼于表面，常常不符合实际，那就是鉴别不精当，玩味而没有查考。要审核每一个人的言论，必须核对《楚辞》本身。例如《离骚》陈述唐尧、虞舜的光明和伟大，称颂商汤、夏禹的庄严与恭敬，这些都与《尚书》中的《典》《诰》记载十分接近。其中讥讽夏桀和殷纣王的狂妄褊狭，伤叹后羿与过浇的灭亡，这些就是符合经书中规劝讽喻的意思。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来比喻小人，这都是比兴的手法。回顾祖国要掩面流涕，叹息君门深重君王难见，是忠君爱国的言辞。这些都是《楚辞》与经书相同的地方。至于《离骚》托龙与云旗，讲述怪诞的故事，丰隆追求洛神，鸩鸟向娀女求婚，的确是怪异的话语。《天问》说共工撞倒天柱山，后羿射日，《招魂》说九头的大力士、三只眼的土地神，这些也都是怪异的言语。《离骚》说彭咸投河的做法，《九章》伍子胥在江水里寻求快乐，这些都是狭隘的说法。《招魂》里讲述男女杂坐不分是快乐，终日饮酒是欢愉，这是负面荒淫的行为。这些是和经书不同的地方。所以，《楚辞》和经书相同的地方有一些，夸张的地方也有一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楚辞》法古代圣贤的佳作，同时掺杂了战国时期的文学风气。与《诗经》相比可能略差，但与后世作品相比要好得多。看它用来建立骨骼的主旨，作为附着骨骼肌肤的文采，虽然熔化经书的含义，但也独自创制出卓越的文采。所以，《离骚》和《九章》表达了哀怨的志向，《九歌》和《九辩》体现了感伤的情怀，《远游》和《天问》彰显了文思和巧慧，《招魂》和《大招》应用了华丽的文采，《卜居》代表作者狂放不羁的意志，《渔父》寄托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性情。所以《楚辞》气概贯穿古今，辞藻华丽堪称绝伦，一时文章难有能够与它相媲美的了。从王褒《九怀》以后，许多作品都学习《楚辞》，但屈原和宋玉的好榜样总是赶不上。屈、宋所抒写的怨抑的情感，使读者为之痛苦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叙述的离情别绪，也使读者感到悲哀而难以忍受。他们谈到山水的时候，人们可以从文章音节悬想到岩壑的形貌；他们讲到四季气节的地方，人们可以从文章辞采看到时光的变迁。以后枚乘、贾谊追随他们的遗风，使作品写得华丽绚烂；司马相如、扬雄循着他们的余波，因而作品具有奇伟动人的优点。可见屈、宋对后人的启发，并不限于某一个时期而已。后来写作才能较高的人，就从中吸取重大的思想内容；具有小聪明的人，就学到些美丽的文辞；一般阅读的人，喜欢其中关于山水的描写；比较幼稚的人，只留连于美人芳草的比喻。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依靠着《诗经》，一方面又掌握着《楚辞》，吸取奇伟的东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华艳的事物而不违背实际；那么刹那间就可以发挥文辞的作用，不费什么力就能够穷究文章的情趣，也就无须乎向司马相如和王褒借光叨（tāo滔）教了。评价：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他惊人的才华像飘风那样奔放，他宏大的志愿像云烟那样高远。山川广阔无极，情思宽广遥远，伟大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同样的无边无际；因而为文学创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字字句句都光彩艳丽。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再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为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丰富这种表达方式。”圣人分析了经典之后，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表达出来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是这样。“诗”的含义是扶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词，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汉代初期有了四言诗，第一个著文章的是韦孟，他的作品意义在于讽谏，是继承了周朝文章的风格。孝武帝爱好文学，便有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作则没有一定的格式。西汉时期，刘向受成帝王的命令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三百多篇，所收集的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和文采的作品，可以说丰富了。但这些诗人遗留下的作品中，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和班婕妤分别作的《与苏武》《怨诗》就被后人怀疑。从《召南·行露》就开始有了半章五言；孩子唱的《沧浪歌》，全首诗都是五言了；往远一点看，春秋的时候就有《暇豫歌》；往近时看，西汉有孩童唱的《邪径谣》。由此可见，五言诗出现得很早。再说一个古代诗歌的好作品，那就是《古诗十九首》，有人说是枚乘作的，其中的《冉冉孤生竹》为傅毅所作。根据这些诗歌的辞藻判断，应当都是两汉时期的佳作。从行文中推敲，质朴而不粗野，婉转附于实物，惆怅贴切真情，真是五言诗中的作品。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则清丽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则清雅新奇。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空前活跃。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都有不错的作品。这些人喜欢风月，爱游美苑，诗歌中有恩宠荣耀，也有宴会上的酣畅淋漓，慷慨激昂抒发心志，光明磊落施展才华。他们叙述中不追求细腻的技巧，在写景方面追求清晰明了。这些都是建安诗人共有的文章风格。到了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中夹杂了修仙的心情；其中何晏等人，作品内涵较为浅薄。只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诗词还算可圈可点，所以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成就更高。另外，应璩的《百一诗》，也能独树一帜，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继承了建安时代的遗风。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代诗人们所追求的。所以纵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是清新华丽。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评价：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如此一来，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