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北洋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直系之一。孙传芳常常面带笑容，但实际上与其性格并不一致，故人称“笑虎将军”。早岁丧父，其母受婶母虐待，不能相安共处，被迫携同子女四人去济南谋生。后随时局动荡多次迁居，1925年10月15日，闽浙巡阅使孙传芳不宣而战，向奉军发动猛攻，浙奉战争爆发。孙传芳在1935年12月13日遭暗杀。
中文名
孙传芳
别名
孙馨远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东泰安市
出生日期
1885年
逝世日期
1935年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主要成就
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首领
人物简介
童年磨砺
1885年孙传芳出生于泰安下乔庄（今属于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幼年丧父，家境贫寒。4岁时受其婶母虐待，随其母逃荒至历城谋生。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又随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时传芳方10岁。1899年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其三姊嫁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处王英楷，于是栖身于王家，从此改变了穷困的面貌。
青年时期
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以冯国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1902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4年夏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
孙传芳
堂选40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 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1907年11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1908年12月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1909年3月回国。
回国后，孙传芳先返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
初露头角
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始向长江流域伸延，袁世凯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兼任湖北军务帮办。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溶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路为参谋长，
孙传芳
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势。
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 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人物事迹
由鄂援闽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
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
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水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
孙传芳墓
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
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传芳，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
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传芳收编。
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将军勋位。
称雄东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援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挟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传芳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传芳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传芳看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张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传芳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传芳，遂派邢士廉向孙传芳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传芳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他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1925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
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1925年秋，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三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不得不谋求对策。他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磨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传芳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他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五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寻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饬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一年前孙、张还结金兰之好，曾几何时，今又兵戎相见。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急欲造成一个新局面，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江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菜、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孙传芳的军需李文典，字焕章。也对孙传芳有很大帮助。
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得意的时期。
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孙传芳
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传芳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覆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藉，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传芳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传芳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孙传芳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
孙传芳
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 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
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
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归隐佛堂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加入日本势力。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亡国奴，因而严词拒绝。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死于非命
1935年11月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隐姓埋名十年终于在孙传芳修建的“居士林”中用勃朗宁手枪三发子弹刺杀了杀父仇人孙传芳。孙传芳之一生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他在某次挑战电文中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真是滥杀无辜，然终死于非命。
孙传芳终年51岁，葬于北京植物园。
甲骨文 找到“黄帝” 了吗
摘 要：通过对殷卜辞的大量考证，并结合历史的框架阶段，论证了“ ”（黄）“黄尹”即是黄帝。这在殷代就已成为远古史上的大人物，受到高规格祀典，是确证无疑的。史学界那种认为三皇氏（伏羲、神农、黄帝）只是“神话”或“伪史”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确证黄帝氏在殷前之存在，即可将中华民族之文明史大大提前。 关键词： ；黄；黄帝；祀典；衡 笔者于1963年曾在殷卜辞中发现有关于“虎、 山、黄”即虑牺、神农、黄帝的祀典。计黄帝不下百条，虑、农约二十条。1987年郑振坤研究员之《周易起源与发展之管见》曾对笔者虑、列山说加以引用，但未及论证过程（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五期66—70页）。今特将其第三大氏，即《易系辞》所述黄帝氏，这个至今大家普遍认识的“黄”字，原为祭祀对象的大人物，做一简明论证，以求教于甲骨学专家和关心中国历史的广大读者，以及遍于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黄）卜辞举例（约占有关黄帝卜辞的十分之一）。 1、贞：于黄告。（乙2472） 2、王占曰：其于黄尹告。（合集3473） 3、贞：于黄尹卫（卫）（乙6394） 4、[王]占曰：其卫（卫）于黄示。（续5.9.2） 5、 （饫）于黄尹，十伐（杀），十牛。（乙8204） 6、 乎（呼）黄，多子出牛， 于黄尹。（合32555正） 7、 壬午卜争贞：黄入岁（胙），翌癸□用。（战后南北1.53） 8、 壬申卜：步。癸酉卜：步。甲戌卜：步。丁丑卜：步（ ）黄，‘虎来’（合文）（乙4549） 9、 丙寅卜争贞： 于黄 （袖、偶）二羌。（天36） 10、 丙辰卜 ：立（莅） （黄）事。（铁88.4） 11、 丙辰卜 ：立（莅） （黄）事。（罗氏撼片与《铁》同辞异卜。） 12、 乎（呼） （黄）凡（盘） （仕）。（乙4516） 殷墟卜辞中，只“上帝”、“虎（ ）帝”称帝（根蒂），后来殷末的帝甲等王死后拔高称帝（意为上宾于天、在上帝左右）。黄帝本非帝（始祖），不像 牺被称为人祖，故卜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黄帝一词。黄帝之帝的尊号，是周代人才给追加上的。有人认为在卜辞中发现了“黄帝”字样，那是误“步黄 （虎来）”为 黄帝（原义是把 礼时献祭黄帝的虎送来）（参阅文例8），而忽略了君（尹）、王、帝、皇称谓的时代性。 直到汉代，儒者还知道黄帝本无“帝”称，没有谥号，可以直呼一个“黄”字。因为“古者质（质朴），生死同称……名‘黄’，[号]有熊也”（《白虎通义•谥》）。在殷卜辞中，正是可以见到黄帝的只单称一个黄字的一些例子（见前文例之1.4.8.9.10.11诸条）。《白虎通义》是后汉初全国名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史政治制度时公认见解的总结性记录，仅从正确阐释黄帝本自名黄这一点来说，亦是很可宝贵的。 在卜辞中除称“黄”之外，也被加以官称“黄尹”。尹，君也，官也，但还没有后世的“王”大。“黄”和“黄尹”本该很容易地读为后代所尊崇的黄帝，但是为什么偏偏做不到呢？从1899至1999百年来的实际学术表现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以下内个主要原因所促成。 一、 忽视了《白虎通义》关于黄帝本自名“黄”的提示。这由想在卜辞中寻找“黄帝”这一名号可知。同时，也忽视了高统治者称谓有古今变化的前人议论（诸如秦始皇、顾炎武、崔述等）。 二、 在古文字学上，没有解决“ ”实为黄帝黄亦即黄色的本字，在卜辞中，“ 黄”并出而常借黄为 。并不知黄字的造字本议（详后），故误将“黄尹”读为衡尹，以至与为阿衡官的“伊尹”（亦是卜辞所常见的）混而为一。 三、 在古文字学上，没能解决“虎、 ”之为古今字；也不明确“ ”即列山氏合文，“ ”即神农氏——没想到或不敢想到关于三大氏远祖的传说及其祭祀，延至殷代仍然巍然灿然地存在。中华民族一直保有远祖历史的真传，即旧石器时代渔猎之与 牺、新石器时代农业之与神农、青铜时代文明之与黄帝相当的这一铁的客观事实，这是问题的关键、立论的分水岭。 以上三者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当是在于对三皇氏历史，视为“传说”或“茫昧无稽”，或视为“伪古史系统”而抹煞，或视为“神话”而不论究。这些复杂的原因，便形成了一股疑古思潮，冲荡学界，乃是漫不考古求实的空论，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不然，何至于百年时音，总不明白“虎帝、列山、黄尹”或“虎、 （农）黄”之为 牺、神农、黄帝呢？绝非才力、学力不足，而是有了先入偏见。这种偏见，会把人们引向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民族虚无主义。因此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断地进行历史的探究。 以上算是绪论，下面回到卜辞文字分析及其文句内容的考察上来。 在卜辞中，“黄”用为黄色字，如“黄牛”“黄羊”“黄吕”（黄铜料块），这是人所共知。自然“黄尹”就是黄色之君（尹、君同源）——黄帝了。这本来是顺理成间的妥贴解释。但是百年来，学者们并不这样认为，而认为这是伊尹的另一称谓“衡尹”（前已提出及），对不对呢？显然不对。下文一一辩证： （一）“黄偶”（黄帝夫人）就不能解作“衡”之配偶，阿衡是官名，是通名，不限定必是伊尹的配偶；而且不合卜辞祭称人名之定例，按例祭祀对象必举其个人专名（包括庙号），即一定标明是某人的配偶。由此一“黄偶”的祭祀对象的名称，也足以反证“黄”是人之专名，不是“黄”假借为衡，凡祭“黄”之辞都是祭阿衡官。况且只祭祀某一官职而不举个人专名，卜辞并无此例。显然，卜辞里的“黄”字本不该读为衡字的。黄，既已借为 ，就不能再借为衡。 （二）何况在整个卜辞中（可据《殷墟卜辞综类》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来对比）“黄尹”与“伊尹”在祭祀规格上的不同，也显然是二人，不可混为一人。据卜辞，黄帝在祭礼时有武士的仪卫（文例3“于黄尹卫”，4“卫于黄示”黄帝神主），祭品有时多到三五十、百牛，人牲多十伐（伊尹不超过一伐），甚至杀虎以祭（文例8“虎来”）。这与合集20706正“勿疋才（载，祀也）王母虎获”（别等祭王母的虎捉着）都是属高的君王规格。总的看，伊尹和殷王都没有如此高的待遇。这证明“黄”必是黄色之君黄帝，黄不可读为衡。 （三）黄尹：尹原意为君，后世分化。章太炎《文始》说：“《春秋》君氏亦作尹氏。《荀子》君畴，《新序》作尹寿。则尹、君一字也”。卜辞中有些字加“口”与不加“口”无别，如启、启、石厂（ ）、商 ，均是一个字，君尹当不例外（参据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60、176页）。黄尹，此人君位而名黄，非黄帝而何？在殷前古史上绝无第二个名黄的人可与黄帝齐名，即使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殷时伊尹，官耳臣耳，居王之下；“多尹”，一王，同一尹称，实有昔君今臣之异。君（尹）、王、帝、皇，后来居上。黄尹、伊尹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正因为尹位的臣化，失去原意，周代才不用黄尹一词，改称曰黄帝，居于后王之上。这个历史变化，前人忽略了，误改读为衡尹。 （四）由黄帝的故国“黄”，后裔亦称“黄”氏看，黄也不该读为衡而释为伊尹。读下面一文例就可明白：“乎（呼）黄（国名，黄帝后裔氏名）、多子（商族子姓）出牛， （饫）于黄尹。”这自然不能读为“呼阿衡饫祭于衡尹。因为，有衡氏、司马氏，而无阿衡国防大学司马国。此辞之“黄尹”（见前文）“黄”为其国、氏之称，无可疑者， （五） 字，前人未释，今按“ ”为黄色本字，如红紫外线绀 的结构。按《说文》籀文，可知糸部首的字，本亦从丝，如幽 （ ） （缁） （ ）。 是郑重写法，“黄”是常用的同音假借的简体（见前出文例10、11、12从丝）。 “丙午卜， ：立（莅） 事。”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十三年）。这是说殷王武丁隔一两天后（即戊日或已日，于五行属土，符合黄帝土德）亲临主持祭祀黄帝的大典。综观上列诸卜辞，君王规格而以黄色为名，值得殷王亲祭的当属殷人远祖范围的突出显赫人物，中国古史上非帝莫属。这符合于《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看 字就极清楚，不用加帝字就可定论。 、黄既用为一字，黄不能读衡明甚。 （六）以殷代卜辞“盘龙”地名至今不改，亦足以补助考证。“乎（呼） （黄）凡（盘）龙 （仕）。”（乙4516）动员黄帝后代到盘龙（今湖北黄陂县）地方去为殷王当差。1974年在盘龙镇发掘出殷代诸侯级的宫城遗址，遗址该不是偶然的。盘龙地处黄陂县，这“黄”字当与卜辞的“呼 ”（即黄帝后裔的黄氏）有其渊源。 （七）卜辞中，黄尹，伊尹的区别是分明的。今再举一祈雨事实补充证明。“ 、伐于黄尹。亦 于 （女蔑合文，依于省吾说）。”（前1.52.3）按蔑下从伐，伐魃同声，女蔑即《山海经•大荒北经》的“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故二者连祭。“其又（侑）蔑（魃） 伊尹。”（甲883）女魃与伊尹为何连祭？《齐民要术》引《 氾 胜之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卜辞祭女魃是求免旱灾，祭伊尹是求保佑抗旱多收。这里，也足见黄尹即黄帝，与伊尹比，也是一高一低截然二人，黄帝高于魃，而魃又高于伊尹，高下有序。这种地位的显示，与上文所证完全相符，可以互补。 （八）按卜辞，“黄”字作“ ”二型 ，皆人体之简笔象形字，从“大”加“口”或“ ”，，口 象人体之躬即胸腹主干膨大部位。“大”上加“口”象人之首。总称曰躬，由内而言曰腔（穹）。黄，本义是“躬、腔、 ”，引申为身体魁梧之美。“黄”纯属人体之形，并非佩珩（衡（或为玉环之形。亦与 字、交字无涉（参看《甲骨文字诂林》1236页）。 前八项，都是由卜辞内在联系得来的本证（内证），证明殷代之“ （黄）”，“黄，黄尹”即周代之黄帝，无可移易，而读衡说则项项与之抵牾，读衡说如此舛误何故？ 下面就读衡说的脱离实际、颠倒附加予具体分析。 （一）选错了决定性证据而黄字被牵强读为衡。郭沫若先生的读衡说以为西周金文“赤市（ 、绂，围裙）幽黄”即是《礼记玉藻》“赤 幽衡”（这是正确的）；并以为“黄”为璜的本字（误），璜字后代亦作珩、衡（是）；因引出殷代亦已“黄假为衡”（错觉），但中限于把“黄尹”改读为“衡”尹，即“即阿衡伊尹也”的牵强可怪之说。——其实不然。后来，唐兰据《师 鼎》黄字作 ，说这是本字，从 （绂）不从玉，可知是指绂（蔽膝、围裙）的绶带，用皮革比麻可染成不同颜色，不是指的佩玉（黄珩衡）。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以为卓见，批语郭老的固执旧说。今按：此字，并非数十例皆用黄字“无一例外”，《 簋》作“赤 幽亢”（参看金文编706页；清末已著录，郭氏《大系图录》亦著录）。亢—— ，象形人足加羁绊（脚镣一类）。亢与 （ ）为古今字。《周礼》“亢恶马”，亢一作纲，亦是绳系之意。足见亢， 同为索义（或其动词拴系义）。以音与义求之， 当即后代“ 、 ”字。是“黄、 、亢”三者实同源词，意为绳、索、维、带。因而黄字即使出现四十余次，也依然不失其为假借性质，不是本字，不起决定作用。“ 、亢”虽然各出现一与三次（第三次称“金钪”，则益见其不从玉），但它是本字，起决定作用，因此看问题，要看实质，以为黄是本字，实乃似是而非。在周汉两代，黄与衡都是借以代 （或亢）用的，黄衡之间只在借给特定短语中的 字用时才发生（隔着古今的）间接关系，在一般行文中二者从未发生过共时的、直接的假借通用关系，即从无以黄代衡或以衡代黄的事实（查高亨编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276、277、285页可知）。不能把黄衡的间接关系篡改为直接关系，暗换了性质。 以为殷卜辞“黄尹”的黄“假（借）为衡”，是把周汉两代的黄、衡的间接关系，硬搬到殷代变为直接关系，纯属逻辑错乱，混淆了古今时差，使思维进入混沌状态。 （二）读衡说与读黄色“约定俗成”的矛盾，未见自圆其说。卜辞“黄牛、黄羊、黄犬、黄吕”皆读黄色，何独“黄尹”读衡？没有论证。按前述卜辞本证看，读衡说是错的，杜撰的。一个字无同时二借自造混乱（既读黄、又读衡）之理。卜辞亦无读衡之证。若读衡黄色之君黄帝就从卜辞（即殷代文献）中消失了，这是争论的焦点。解为黄帝，一了非当，还其真面。因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合证的黄帝史是（中国文明初期的中或下段的）真历史，并非“可无论矣”的“神话”。既使神话，也应从中看出真实历史影子，更何况古来诸子百家一直承认有黄帝其人。既然地下发掘出青铜文明阶段的遗物遗址，自然有其人群社团及其代表老黄帝的存在，没有怀疑余地。 （三）读衡，牙根儿不能成立：把晚到汉朝才出现的“以衡代 ”，错以为以衡代“黄”（一误）；又把这提前到殷代（二误）；作为当时已经有了“以黄代衡”的证据（三误）；并且把“以衡代 ”颠倒过来，又改成“以黄代衡”（四误）；以上可见，在错误判断基础上，颠倒字的概念，时的古今，左变右幻，牵强混乱，又明知周汉两代黄衡“不相紊”（不通用），反将子虚乌的“黄假为衡”强加到殷代，古今无证，“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五误）；现存卜辞中虽不见“衡”或其古文“ ”字，但殷代应有此字（阻挡通行的衡，度量“衡”、平“衡”、车之“衡”而且在概念上也不允许黄衡二字相混不分（六误）；隐去卜辞中的“黄尹”黄色之君黄帝（七误）；而又幻生出一位本不存在的“衡尹”（八误）；而这个怪称是阿衡（官名）加尹（官名），两个官职称谓迭连一起，实卜辞所不见（九误）；把黄尹即黄帝压后一千年，视为殷人，是划地自牢，先验地断定卜辞不祭远祖黄帝（十误）；看到黄字，偏不往黄帝身上想牵强改读为衡在对古史体系的损坏上，似与疑古派同路（十一误）；一笔勾销了（伏羲、神农）黄帝之为真史，思想根源在于脱离了考古学（旧、新石器、青铜器）三阶段，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观点而谈古史（十二误）。 总之，改字读经，滥用通假，将黄帝勾销，把黄帝变为伊尹，是郭老古史研究中的一失，不能为贤者讳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在理论上没有象范文澜先生那样对三皇史用考古学来印证的准确认识。王国维《古史新证》（1925年）用甲骨证明殷史可信，用周金文证明夏朝之“禹”王有理。郭氏却认为“有没有夏代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夏代也不过是野蛮高级阶段，把中国文明的开端拖后太晚（违背了考古实迹），当然就排除了黄帝文明时代之为事实。郭氏到晚年修订过早年的甲骨文考释的一些局部，但没有改变读衡说，亦即坚持卜辞中无有黄帝祀典，这对中国学述研究来说，实在可惜。读衡之说，确乎误导，应予纠正。 读衡说提出已廿十年，期间基本无人质疑和提出拓证，只见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年版523页）持不同见解，表现出在卜辞中求索黄帝祀典的可贵努力和独立思考的进取精神。五十年代，范文澜教授曾发表专文，论三皇氏传说符合考古事实，表现了社会发展知识，认为属于信史，这无疑是对古史的不可缺少的再认识。本文是用甲骨文黄帝祀典材料对于这种再认识的一份补充，以见古史伪造说之确为不当。这伪造说，只见“纸上材料”之变之伪，不见“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古史框架相符）之真及其亘古不变的核心部分，陷入“见其伪而不见其真”的片面、极端，脱离了地下材料与考古学以生产工具质料的理论。清初辨伪经学家闫若璩说过“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在甲骨文中求索三皇祀典，是向“地下材料”求“源头”的行为之一。不然，就是重今本（战国和汉代文献的唐宋传本）而轻考古了。惯于“钻故纸堆”，宜乎疑古派对“甲骨文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学述研究的新纪元”（今人王宇信引申郭沫若“旧说的新纪元”一语）这一点，缺乏敏感与重视，更别说向甲骨文中探求殷前古史体系知识的反映了。这简直成了他们的“禁区”。因为这方面的任何证实，都将使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造成古史”说从根动摇。他根本不向甲骨、金文中去作“史源学”（陈垣）的追求。舍源而逐流，把三皇氏史真传框架当作“孟姜女故事”般地逐时逐地而逐渐变异，把黄帝打入神或“伪史”。这种学术思想是在甲骨文中发现黄帝名号以及伏羲神农名号的真正阻力。 按世界考古学的实践所已确证的人类猎、农、文明三大历史主流进程看，三皇氏历史是地确确实实客观存在过，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那种历史发展无规律论，是只见其偶然性而不见其总体有规律的片面极端观点而已。我们把《礼运》、《中论•制役》、《唐律》的奴婢部曲峻别联系在一起细读，就知道“原（始）、奴（隶）、封（建）”发展阶段论之为正确，是先于唯物史观的出现就存在于中国的事实。不深谙此理，就必然忽视和脱离三皇史真传——考古三——生产发展阶段论三者之为一物（一体）而陷入永劫不复的迷惘。不能较快地辨认出地下的三皇氏实迹，以之印证三皇史之为真传，只是一个史观问题。当代吕振羽、范文澜先生一些新史学家唯物史观就较完整系统，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可惜吕、范诸家多不自力钻研甲骨文，否则，早该发现卜辞中的三皇氏名号了。 再看，中国人是敬祖重史的，而历史文化又自古未曾中断，直传至今。与夏周两代相比，“商人尚鬼”，即突出重视祭祀祖先，如本朝近世的先公先王，并追远到始祖。按理，不可能不在以占卜祭祀为主的王室甲骨文中，没有祭祀三皇氏的记录的出现。出现，是正常的；不出现，才是怪事。果然，三皇氏的名号、祀典，“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若心里没有他们，自然就视而不见或张冠李戴。所以古人强调不以肉眼而须以心眼视之，“心有灵犀一点通”。否则“数典忘祖”，不认祖先的真传，实乃可怕、可悲！ 卜辞中有无黄帝名号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无可回避的必然首先面对的根本性事项之一。希望此文能引起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