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粉”或者“路转粉”在当今屡见不鲜，前段时间有新闻爆出，郑爽粉丝后援会会长在发文宣布脱粉 。 是的，笔者瞬间也不爱了，由“正版”变“盗版”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位鲁迅的女粉丝，因为一件事后，立即变成“鲁黑”了。为此，在1949年后，她选择避走，直到1999年才去世。
她活了103岁，但是后64年一直恶毒攻击鲁迅先生，虽然她的很多著作都是在去之后完成的，但她却说:“49年后我就死了，不存在了。”
这个奇葩女子就是苏雪林，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与冰心先生齐名的才女，时称“冰雪聪颖”，甚至有人认为，她的才气远在谢婉莹之上。 这样一位才女却特立独行、桀骜不驯， 在1936年干了一件傻事：写信给蔡元培、马相伯，号召陈西滢等鲁迅先生论战的对象，一齐对鲁迅先生发起“总攻”。
那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在上海去世。全国文艺界一片哀伤，为失去这样一位文坛、民主斗士而哀伤，当鲁迅出殡时，治丧委员会决定在他的棺上覆盖着白底黑字的“民族魂”的旗子。这三个字比恐怕比千言万语的话语显得更实际、更崇高和有分量。
当时，一些报纸纷纷发表怀念和追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并配上些许照片，以表达内心无不痛苦的心情。这本无可厚非，却刺激到了苏雪林的神经，她与治丧委员会的马相伯、蔡元培联系，奉劝他们不要卷入此事，加入她的“反鲁”大业，谁知对方对他不理不睬，让她颇为不快，竟想把写给蔡元培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表出来。
上海的杂志社看到信的内容后，觉得满篇恶言恶语、颠倒黑白，再加上鲁迅是中国文坛执牛耳者，纷纷退回稿件，恰在此时武汉一家新版的名为《奔涛》的杂志向她约稿，她便把手稿寄过去得以发表。意料中的事出现了：她彻底红了，红透中国。意料之外的事也出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如她所愿，对鲁迅先生发起讨伐，反而要声讨苏雪林，甚至有文艺青年写匿名信声称要“把她推入江中”、“在郊野斩了她”。
骂她的署名文章被她剪辑下来，捆在一起，用秤一称，居然高达五斤之重，然而令她稍感不过瘾的是所写文章大都是一些无名小辈，并没有视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大佬，这与她预期的果大相径庭。大概觉得自己的分量不够，苏雪林想到搬来自己的老师胡适扯起“反鲁”大旗，适逢胡适从美国归来，见到自己高足写的信，郑重地给她回复了一封，劝她收手。
胡适信中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合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杰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果。”
倘若苏雪林真的按照恩师这样说的做，或真的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笔者窃以为鲁迅伟大之处在于其思想具有洞穿力，他的文章读起来畅快淋漓。胡适之一针见血，确实称得上鲁迅先生的对手。苏雪林却背道而驰，对于鲁迅先生的私德加以攻击，把他描述成“爱骂人”、“守财奴”类似的形象。更甚者把胡适的来信也作为一项罪名，顺道揶揄起老师来，当然，这是后话。
她为什么这么憎恶鲁迅？按照苏雪林自己的说法起源一次偶遇，在一次上海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组织的一场答谢创作者的宴会上，她见到了崇拜已久的鲁迅先生，热情地伸出手来想要握手，令她尴尬的一幕出现：
他既没有伸手来握苏雪林的手，也没有起身，甚至连坐姿都没有改变，脸上也没有笑容，只是朝她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
当然，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退一步讲，固然鲁迅先生没有热情地招呼她，让其下不了台面，也不必至于“反鲁”半个多世纪。
1940年，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给鲁迅先生很高的评价：“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翻开毛的所有著作，一口气连用了五个“”的措辞的现象，，是对苏雪林这种“鲁黑”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