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甲戌本《红楼梦》的证据很多，红学研究会迄未给出正面回应，有人说，就算甲戌本是伪，那还有庚辰本、己卯本，A＝B，B＝C，所以A＝C，甲戌本没问题，果真如此吗？
1927年，胡适出“重价”买下甲戌本，并及时对外宣布，好像捡漏了一般，却不知自己无意中开启了一个先例：手抄本可以很值钱！对书籍而言，此前只有印刷本——比如宋刊、元刻值钱，此外科学或文化大师手稿也值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具有保真的天然的属性。手抄本算个什么呢？太好仿冒了！国人的仿冒、山寨那可以有传统的，驰名天下的《兰亭集序》，郭沫若就认为是伪造的！
胡适擅开风气之先，这“重价”买手抄本，在文物圈算是扔下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巨大冲击，有没有人“闻故生心思谋利”呢？不好说啊！总之，胡适获得甲戌本五年之后，庚辰本又出现了，而胡适又是重点的客户对象。
据传说，庚辰本1932年初，由徐星曙先生在隆福寺的书摊上花八元购得，而胡适第一时间就知道有这么个本子，消息源自抗战时降日的汉奸王克敏。
1933年，汉奸陶洙说他手里有庚辰本的照相本，赵也有一本（据周汝昌回忆）；这一天，王克敏从徐星曙家拿来庚辰本，借与胡适研究，胡适写下了一篇长跋。但没有再出“重价”吃进。这个本子的“脂批”不但进一步“证实”了胡适的论断，而且透露了“迷失”的“后40回”中的部分内容。此后胡适将书还与王克敏。
1934年，汉奸董康曾读过这个庚辰本。陶洙与董康是至交，据他后来告诉周汝昌，他在此期间也看过庚辰本。董康1935年日记透露，陶洙写过《脂砚余闻》一篇，“始知是书为曹雪芹写家门之荣菀，通行本评语乃隔靴搔痒耳。”
1936年－1946年，陶洙用庚辰本抄补己卯本，见己卯本上陶洙的抄写说明。
1946年，有人看到庚辰本还在徐家。
1948年7月，胡适告诉周汝昌庚辰本在一两年前曾向藏书家兜售，现不知流入谁家。将来或可以出现。
1947－1948，该本一度出现在周绍良家。其间傅增湘想出300银元购买，徐家未卖。
1949年5月5日，庚辰本以二两黄金（一说十两）卖与燕京大学（不是国立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以上历史人物，倘非对红学有一定了解者，会觉得很陌生。下面做一个简介：
董康。民国时期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七七事变以后，董康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高法院院长”，沦为汉奸。后为国民政府逮捕，死于狱中（一说躲于德国医院，未受国民政府审判。）
王克敏。抗战爆发后降日，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于狱中自杀身亡。
陶洙。刻书家，藏书家，红学家。陶洙与董康是知交，1938年出任伪政府司法委员会秘书长。1957年前未受追究。
胡适与上述三人均交好，并曾为董康的书作序。周绍良及赵均是红学专家。
书红是非多，庚辰本红了后，与之沾得上边的都在写回忆，这一回忆，就验证了言多必失的道理。
据周汝昌、周绍良回忆，他们都看到了陶洙的庚辰本照相本，二人均明确说，他们看到的是晒蓝照相本。晒蓝对原件是巨大的损害，看徐家后来要价一根条子（十两黄金），如许贵重，岂肯让陶洙去晒蓝复印呢？
另外，己卯本上有陶洙的笔迹，有人拿它与庚辰本一对照，巧了，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何以解释？另外，己卯本、北师大本，均出自陶洙之手——也就是说，除了甲戌本，其他己卯、庚辰、梦觉、北师大等重要版本，“抄书本领很大”（周绍良语）的陶洙，均在其间上窜下跳，活跃得很，是什么道理？
民国时文人，都有点雅好，那就是古籍、古本，但讲究的是印刷品，比如“百宋千元”，鲁迅自己也收藏了一些，看他的《所谓“大内档案”》，颇可以窥见文人对古籍的热爱，但手抄本是不作数的，《红楼梦》手抄本炒热自胡适始。胡适杀入红学领域，催生了两个专业：一个是贩卖《红楼梦》手抄本以及与红楼梦考证有关的手抄本专业，一个是红学研究专业——其中红学研究专业炒热《红楼梦》，手抄本提供者又为研究者提供了炒作原料，二者默契配合（也互相熟悉），互利双赢，这应该是百年红学的真相！